我国老年人未来养老居住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LHLS 2018数据库

发布时间:2025-05-22 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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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老年人未来养老居住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LHLS 2018数据库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Future Retirement Residence Intention of the Elderly in China—Based on CLHLS 2018 Database

1. 引言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老年人的养老和照护问题已经成为广受关注的焦点。根据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的数据,我国60岁以上完全失能的老年人约占人口的4.2%,其中,重度失能的老年人约占1.3%,中度失能的老年人占0.5%,轻度失能的老年人占2.3%。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我国已逐步建立了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结合”为核心的养老服务政策体系。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1] 中,提出了推动居家长期照护服务的发展,建立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人补贴制度,以及多层次长期护理保障制度等重要措施。但老年人的养老居住意愿是养老模式探讨的核心问题,也是确定和选择养老制度的重要基础。构建养老模式和养老服务体系应当以老年人的实际需求为基础,通过剖析他们的居住意愿,有助于国家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养老居住解决方案,从而缓解养老压力。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养老居住意愿与各种潜在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提供实证依据。通过对中国老年人生活习惯、养老居住意愿的综合分析,本研究将揭示不同因素对老年人未来养老居住意愿的影响。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我们将能够提出一些建议,以改善老年人的养老服务体验,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社会照护的效能。

2. 文献回顾与假设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老年人养老意愿或居住方式的普遍影响因素方面,涵盖了城市或农村老年人、特定的独生子女父母以及空巢老人。现有研究中,影响养老居住意愿的分析框架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个人特征、家庭结构或代际特征(蒋岳祥等,2006;杨帆等,2016)、社区环境(陶涛等,2014)以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特征(黄俊辉等,2015;易成栋等,2019)。在个体和家庭特征中,健康状况和经济状况被认为是影响养老意愿的重要因素(汪群龙等,2017),此外,生活自理能力对老年人居住方式也有着重要影响(曲嘉瑶等,2014)。老年人在日常生活无法自理的情况下,与家人同住的可能性会增加(张丽萍,2012;张莉,2016;庄绪荣等,2016)。经济状况相对较好的老年人更有能力选择正式照顾和居家养老(蒋岳祥等,2006),此外,拥有房产的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独居(李建新等,2014)。养老保障的存在与否对于个人选择社会养老或者家庭养老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丁志宏,2014)。传统的家庭亲子关系观念在养老模式中扮演着较为重要作用(钟永圣等,2006;杨帆等,2016),而在我国,居家养老仍然是最为主要的养老方式(龙书芹等,2007),尤其在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李建新等,2004;李波等,2018)。许多研究以城乡为界,探寻影响老年人养老居住意愿的不同因素,但少有以年龄为界,研究低龄老人与高龄老人两个看似相同但又有着不同养老需求的养老居住意愿。

依据以往的研究整理发现,影响我国老年人养老居住意愿的因素有许多,养老居住意愿探索性分析常依赖于安德森行为模型。该模型被广泛应用于分析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的行为选择(Anersen & Newman, 1973; Andersen, 1995),随后Bradley等人(2002)对该模型进行了扩展,使其成为分析老年人照护服务意愿决定因素的概念性理论框架。根据Bradley等人在质性研究基础上扩展,决定影响老年人照护服务选择(养老院或是居家照料)意愿的因素大致可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诱发性因素,主要是包括性别、年龄、民族、婚姻、教育、职业等人口学特征;第二类是需求性因素,主要指健康及失能状况,通常是影响相关服务利用的关键方面;第三类是使能性因素,主要包括经济资源和正式/非正式的社会支持;最后一类是社会心理因素,包括态度、知识和社会规范等。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心理韧性会影响老年人对于未来养老意愿的选择。

H2:经济支持对不同年龄段老人的养老居住意愿产生影响。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思路和方法

本文所关注的“老年人居住意愿”指的是独居,与子女一起居住,或是养老机构的偏好,既反映了老年人居住地点的选择,又反映了养老依赖的主要对象,是养老方式或养老模式选择的具体化表现。本研究以Bradley等人(2002)构建的扩展性安德森行为模型为概念性分析框架,构建包含诱发性因素、需求性因素、失能性因素在内的无序选择模型,重点考察老年人未来居住意愿的现状和影响因素,且本研究对高龄老人和低龄老人分别进行考察。

3.2. 数据来源

本文将基于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2018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主要原因如下:首先,该数据来源于CLHLS的2018年追踪调查,提供了较新的样本数据,适用于老年健康相关研究;其次,该数据还详细记录了受访者的基本情况以及与心理健康有关的性格、情绪、焦虑特征;最后,该数据包含了本研究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测定所需的相应测量条目。经过剔除无效以及其它变量缺失值后,本研究保留了9687个有效样本。

3.3. 变量选择

1) 被解释变量:养老居住意愿。通过分析CLHLS2018问卷“您希望哪一种居住方式”,包含了老年人对“独居(或仅与配偶居住)”,“与子女一起居住”,以及“敬老院、老年公寓或福利院”等四个偏好选项。

2) 解释变量:包括诱发性因素、需求性因素、使能性因素三大类,涉及个人、家庭、社会等方面。a) 诱发性因素,包括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子女数量等社会人口学特征。年龄以80岁为分界点分成低龄和高龄老年人。b) 需求性因素,主要是健康及失能状况,心理健康方面的因素也在其中被考察,包括心理韧性、自评健康、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简称ADL)、认知情况等。其中心理韧性 [2] ,使用CLHLS2018数据中的相应的测量条目以获得心理韧性得分,其具体测量条目为:第一,不论遇到什么事您是不是都想得开;第二,您会因一些小事而烦恼;第三,您感到难过或压抑;第四,您感到越老越不中用且做事很费劲;第五,您会感到孤独。为计算得分,使用以上五个李克特五点量表,其中包括一个反向量表,在重新编码后,将五个条目得分加总,生成一个新的变量,其得分范围为6~25,用于表示心理韧性得分,并以23分为分界点,大于等于23分的为高心理韧性。心理韧性量表具有较好的可靠性,Scale reliability coefficient系数为0.75。ADL障碍被定义为在完成以下六项基本任务中的任何一项时有困难 [3] :洗澡、穿衣、大小便、室内转移、自制和进食。无ADL障碍是指被调查者能够独立完成所有六项活动。认知障碍是作为一个二分法变量来衡量的。c) 使能因素,主要是指经济资源和各类型的社会支持,包括家庭经济情况、经济支持、照料支持、社区服务。家庭经济情况分成“富裕”“一般”“差”三类。经济支持是将“主要的收入来源”一题回答“自己劳动或者工作”定义为“无支持”。社区支持包括社区是否为老年人提供至少一种服务(如起居照料、看病、聊天、购物、娱乐、法律援助等)。本研究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by variable (%)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4. 我国老年人养老居住意愿的特征

在研究相关因素与老年人居住意愿的影响关系之前,有必要首先了解我国老年人未来养老居住意愿的分布特征,并探索可能存在的相关因素与养老居住意愿之间的影响关系,这将为后续的实证建模提供基础。

4.1. 我国高龄与低龄老年人养老居住意愿的分布特点

根据表2显示,我国高龄和低龄老年人在不同特征下的养老居住意愿呈现出不同的分布特点。总体而言,低龄老年人更倾向于独居,而高龄老年人中更多的人选择与子女同住。男性独居的比例平均要高于女性老年群体,女性与子女居住的比例要高于男性,高龄老人尤是如此。高龄女性老人选择与子女同住的比例远高于低龄女性老人,而低龄女性老人选择独居的比例相对较高。有配偶的老年人与子女同住,或入住养老机构的比例平均低于无配偶的老人。子女个数越多的高龄老年人,选择与子女同住的比例明显越高,而低龄老人则更多的选择独居。对于低龄老人来说,心理韧性高、健康状况越好的老人选择独居的比例更高。ADL有障碍的老年人选择养老机构的比例更高,尤其是有ADL障碍的高龄老年人选择与子女同住的比例更高。有认知障碍、家庭经济情况富裕、有经济支持的老年人选择与子女同住的比例更高,尤其是高龄老年人。没有照料支持的老年人选择养老机构养老的比例更高,这一现象在低龄老人群体中更为明显,而对于高龄老人群体来说,有照料支持的老人选择与子女同住的比例明显更高。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elderly and young elderly Chinese people’s willingness to live (%)

表2. 我国高龄与低龄老年人养老居住意愿的分布(%)

4.2. 养老居住选择意愿的初探

在调查问卷中涉及到对老年人选住养老机构的主要原因时,仅有的409个样本中48.17%表示没有子女或者子女无法在身边照顾自己,33.74表示不想麻烦子女,5.38%表示没有自己的房子,但想与子女分开住,3.67%的老年人表示可以和其他老人多交流,还有9.05%表示有其他原因。而在了解选择独居的主要原因时,1523个调查样本中,65.92%的人出于不想麻烦子女的考虑,22.46%的人表示没有子女或者子女无法在身边照顾自己。尽管有针对性的问卷设计可以为后续分析提供有益的视角,但由于回答者样本量的限制,对于养老居住意愿影响因素的探讨仍需要通过实证模型进行检验。

5. 模型选择与分析

5.1. 模型选择

根据“安德森扩展模型”的分析框架,本文构建了一个多项Logit无序选择模型,其中包含诱发性因素、需求性因素和使能性因素,如下:

P(yi=a|xi)=exp(xiβα)∑2h=0exp(xiβh)′,a=0,1,2

其中,α取0,1,2分别表示为选择与子女一起居住,独居或者敬老院、老年公寓或福利院。当选择为“与子女一起居住”为基础类别后,其他选择与基础类别选择的概率之比(即相对风险)可表示下列表达式:

RRa(x)=Pa(x)P0(x)=exp(xβα)

5.2. 数据分析

养老居住意愿的多项Logit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相对于老年人选择独居(或仅与配偶居住)的情况,心理韧性高比心理韧性低的低龄老年人选择与子女同住的概率会显著减少25.8%,假设一成立。这是由于老年人的心理韧性越强,其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以及独立的意愿越强,这种现象在低龄老年人群体中更显著的原因是低龄老年人在经济条件、健康状态、日常行动能力等各方面都优于高龄老年人,导致其更容易选择独居或养老机构。在诱发性因素方面,其他相关变量保持不变,相对于独居(或仅与配偶居住),有配偶的比没有配偶的老人选择与子女同住和入住养老机构的概率均显著降低;相比于无子女的老人,有且只有一个子女的老人选择养老院的概率会显著大幅降低,低龄老人选择养老院的概率下降81.5%,这与刘增法等人的研究一致 [4] ,尤其是有2个或2个以上子女的高龄老年人选择养老院的概率减少89.4%;相对于未接受教育的老人,文化程度在高中及以上的老年人选择与子女同住的概率会显著减少,尤其是对于低龄老人,其概率减少46.6%,但对于文化程度在高中及以上的高龄老人来说,其选择养老院的概率显著提高186%。就需求因素而言,相对于独居的情形,有ADL障碍的低龄老年人选择养老院的概率显著提高130%,而对于有ADL障碍的高龄老人来说,选择独居的概率都显著下降。这也符合一般的社会常识,失去日常行动力的高龄老人在有子女可同住或者养老机构的情况下,一般不会选择独居,而失去日常行动力的低龄老人更高概率选择养老院的原因可能是子女尚年轻,没有相应的经济条件或者其不想拖累子女。相对于无认知障碍,有认知障碍的高龄老人选择与子女同住的概率显著提高42.5%。就使能因素而言,相对于独居的情形,家庭经济条件富裕的老年人选择与子女同住的概率显著提高,尤其是高龄老年人;有经济支持比无支持的老人选择与子女同住的概率显著提高,这表明假设二成立;有照料支持比无照料支持的低龄老人选择养老院的概率显著减少71.8%,尤其是有照料支持比无照料支持的高龄老人选择与子女同住的概率会显著增加两倍;有社区服务比无服务的低龄老人选择与子女同住的概率会显著降低14.6%,而选择养老机构的概率会显著增加一倍。

Table 3. Logit model of pension living intention

表3. 养老居住意愿的Logit模型

注:*p < 0.1,**p < 0.05,***p < 0.01。

5.3. 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替换核心自变量的方式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心理韧性为本研究的关键自变量,采用CLHLS2018数据中的相应测量条目以获得心理韧性得分,具体测量条目为:第一,不论遇到什么事您是不是都想得开;第二,您感到难过或压抑;第三,您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希望;第四,您感到紧张、害怕;第五,您会感到无法继续自己的生活。其中条目一和条目三为反向量表,重新编码后将五个条目得分加总,生成得分范围为6~25的新变量,以表示心理韧性得分,并以23分为分界点,大于等于23分的为高心理韧性。新的回归结果如表4。

变量

低龄老年人

高龄老年人

与子女同住相对独居

养老院等相对独居

与子女同住相对独居

养老院等相对独居

Exp(B)

Exp(B)

Exp(B)

Exp(B)

心理韧性(低)

0.8760982**

0.6562542*

0.9889685

0 .6180753**

ADL (无)

有障碍

0.8763702

1.573415*

1.552193***

2.347334***

认知障碍(无)

有障碍

1.173664**

0.7793985

1.480871***

1.309713

经济支持(无)

1.279455***

2.362847

2.89782***

455276.2

照料支持(无)

1.578878**

0.3910161***

3.146268***

2.151142

社区服务(无)

0.8719539**

1.695284**

0 .9361199

0.8461154

常数项

0.2840416***

0.5861713

0.1785416***

5.45e−07

−2Loglikelihood

4223.57

3495.52

Table 4. Multiple logit models that replace core arguments

表4. 替换核心自变量的多项Logit模型

注:*p < 0.1,**p < 0.05,***p < 0.01。

6. 讨论

本研究通过无序多分类logit回归模型的分析,揭示了心理韧性、经济支持、社区支持以及其他因素对中国老年人养老居住意愿的影响。获得的结论对于制定适应老年人需求的养老政策和提供相应的社会支持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心理韧性对中国老年人的养老居住意愿产生了显著影响。研究表明,心理韧性强的老年人更有可能选择脱离依附,追求独立和自主的养老生活方式。而心理韧性较低的老年人可能更倾向于依附家庭或其他支持系统,选择与子女同住或入住养老机构。这可能与他们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独立意愿更强有关。这一发现提示社会应该重视并支持老年人的心理韧性培养,以提升他们应对养老逆境和压力的能力,以此来提高改善老年人对养老环境的适应力 [5] 。

其次,家庭关系和社会支持是影响老年人养老居住选择的重要因素。有配偶和多个子女的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与子女同住,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可以依靠家庭成员的照料和经济支持。对于社会来说,应该重视家庭关系的维护和支持,为老年人提供充分的家庭照料支持机制,并鼓励家庭成员间的相互扶助。此外,社区服务的重要性也凸显出来,提供适当的社区支持和服务将帮助老年人更好地适应养老生活,并减少独居老年人的孤立感。

第三,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功能能力对养老居住意愿具有重要影响。有ADL障碍的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养老院,这与他们对日常生活活动的依赖性有关。此外,认知障碍也使得高龄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与子女同住,可能是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的监护和照料,有研究显示,与子女同居可以显著改善老人的心理健康 [6] 。在这方面,社会应该提供多样化的养老服务,包括医疗照护、康复服务和认知支持,以满足老年人不同健康和功能需求,并为他们提供适宜的居住选择。

最后,经济条件是影响老年人养老居住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家庭经济条件富裕的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与子女同住,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有能力提供经济支持并维持自己的生活方式。然而,对于经济条件较差的老年人,他们更需要社会的经济支持和养老金制度的完善,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和选择合适的养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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