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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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迪厄《再生产》读书笔记

《再生产》的阅读是一件不轻松的事情，因为水平有限，我在这篇读书笔记里只尝试梳理《再生产》第一部分四大命题本身的相关内容，这些概念之间构造的复杂关系使得我没有办法再对其中的评注做更深入的讨论。布迪厄描绘的“再生产”主要是在教育场域，这个场与外部社会场通过阶级集团权力关系产生联系，体现了布迪厄所受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再生产”在论述中有着多重含义，这和教育场域所处在的特殊位置相关，使用一个简单的比方，教育场域仿佛工厂世界中的一个特殊的车床，它不仅制造出其他的机械零件，还制造出车床的零件构成它本身。下文我将尝试逐一讨论这些命题。

1、教育行动

布迪厄对于教育行动给出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专断”，在这里教育行动是值得一次瞬时的单元行动。布迪厄反对一种对于文化的本质论，而这往往作为教育行动合法性的一个来源；相反他认为文化“不从内部与‘物性’或‘人性’相联系”，因此不能从自身证明自身的价值，一切文化从本质上来讲都是阶级性和集团性的产物。布迪厄认为，在社会场域中存在一种以阶级和集团为基础的权力关系，这种关系生产出权力专断性；相对应的，在文化场域中存在一种文化专断性。权力专断通过教育行动的“专断选择”传递到文化领域，以帮助文化专断完成其再生产，文化专断正是一方面由于自己非本质的价值，一方面由于权力专断的传递从而具备一种双重的专断性。而文化专断的再生产反过来作用到社会场域之中，完成权力关系的再生产，这就是“文化再生产的社会再生产功能。”

这个模型已经初步勾勒了布迪厄教育社会学理论中最为有批判力的一部分，教育行动正是由于在两个场域居间位置的传递功能而被特别考察。在这个位置上，教育行动既将权力专断作为基础，又通过自身的专断行动作用于文化专断，由此而确定了它自身作为一种符号暴力形式的性质。

2、教育权威

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布迪厄还需要回答一系列问题，首先需要回答的是教育行动的专断性从何而来，因此他提出了教育权威这个概念，作为教育行动实施的一个社会条件。教育权威是一种“表现为以合法强加的权力形式实施符号暴力的权力”，这一合法权力是在各个合法当局的竞争下产生的，因此也就同样反映出给阶级和集团之间的权力关系。教育权威的特殊性在于，由于它的权威合法性被客观上承认，因此它得以遮盖教育行动的符号暴力的本质，以及它自身形成背后的权力关系。同时，正是这种遮盖所造成的“不知”，才构成教育权威获得合法性的条件。

由于教育权威的获得是合法当局的权力关系为基础，因此教育当局本身并不具有绝对的自主性，它需要完成特定的阶级或集团的委托才能够获得教育权威，这一委托的内容是在它强加的“方式”“内容”“人员”和“对象”方面都“再生产出文化专断的基本原则”，以适应权力再生产的需要。然而如果它直接体现出特定阶级的文化专断，它就难以解释自身的合法性，因此教育权威需要借助社会认可的纯符号力量，使人不知文化专断的客观真相的前提下承认这一权威。

更简洁的说，教育权威再次发挥了一种“隔断”的作用，在社会场域和文化场域之间，隔断了权力对于文化的直接作用，避免了社会权力成为一种强制权力。它将自身在权力关系中竞争胜利所获得的合法性委托给教育权威，使得教育权威获得一种先在的、不需自我证明的合法性，不断再生产文化专断。教育权威能够不断保持自身的合法性，也就是对自身的再生产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完成自己作为再生产文化专断的委托，另一个条件是使得人们对自己进行的委托的客观真相保持不知。

在“教育权威”的最后，布迪厄提出了对于教育行动“成功”的讨论，是否成功，就看接受者掌握的被教育权威认可的专断文化的程度。它在一个关系系统中变化：“这一教育行动强加的文化专断、该社会构成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文化专断、接受这一教育行动的人原属集团或阶级中最初的教育灌输的文化专断。”在这样一个关系系统中人的位置，可以直接引出接下来要讨论的“习性”和“距离”的问题。

3. 教育工作

当完成合法当局委托进行再生产需要确定一个特定集团来专门进行这一活动时，教育工作就产生了，教育工作是教育行动的一部分，但它不同于家庭中的教育等弥散的教育行动，而是一种系统性的、长期的“持续性培养”，它的目标是生产出一种“习性”，习性可以在教育活动结束后继续长期存在，并且作用在实践之中，“再生产产生这一文化专断的社会条件。”习性会造就一种风度和气质，它回到社会领域中变成一种阶级划分的文化与生活方式。

教育工作造就特定习性的能力便是“生产能力”，衡量这一生产能力的大小，就是衡量它的再生产效果，就是在看它向某一对象灌输一种文化专断，能够完整的传递一种习性，并且使得这种习性更加持久、在更多领域发挥作用。最终，教育工作需要能够生产出“完美习性”，它最终应该产生出“一个集团或阶级所承认的完美的人在文化方面的养成程度。”为完成这一点，它可以规定产生这一“完美习性”需要的时间、手段和内容。

教育工作同样需要在教育权威下掩饰其灌输的文化专断性。它主要通过两个过程，其一是习性的内化，由于它培养的是一种习性，因此会在长期灌输过程中被自然的内化为一种精神与道德，从而生产“对伦理和知识限制的无知”，同时它直接产生出一个循环，即“产品的合法性和合法消费者的合法需要”。例如《继承人》中的例子：学生们从课堂上学到萨特等人的作品的价值，各地的书店也会配合着摆放这些书籍来给学生进行消费。

此时便可以提出“距离”这个概念。由于教育工作不仅仅在主文化专断中完成，事实上在最初教育行动中，便会生产出“一个集团或阶级特有的一种初始习性”，这一初始习性和主教育工作（被称作第二步教育工作）所生产的习性的距离，在各个阶级之间存在差异，事实上也就使得不同阶级和集团的子弟达致教育“成功”具有不同的难度。而这样一种教育工作作为符号的灌输工具越多被统治集团或阶级的合法对象所掌握时，就越不需要进行事先的解释和准备来进行这种灌输。

在这个条件之下，第二步教育工作在“不明确灌输作为它特有生产力条件的实现应有的知识”的条件下，利用了阶级之间初始习性的差异，规定了不同阶级能够到达教育成功的可能，从而完成了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同时由于差异的不被明确，它能够用“天才论”来掩饰这一差异的阶级和集团属性。

4. 教育系统

教育系统就是一种制度化了的教育工作，这种教育工作被用来更好地完成对合法习性的再生产工作，同时，它还需要借助制度自身的手段来完成对自身制度性条件的再生产。这些制度性条件包括专门化人才团队、有章可循的教育模式等等，在当前社会中最为显著的主文化教育系统就是学校工作。

学校工作的特点便是“一致化”，能够对它所需要灌输的信息进行系统化、一致化和制度化，并且在这种一致化过程中“排除与它再生产合法对象的智力和道德统一化这一功能所不相容的各种实践”，由此保证它占据垄断性的合法地位。教育系统不仅需要垄断教育实践，它还需要垄断“负责这一再生产的人员的生产”，从而产生一个完美的闭环。

教育系统将一种学校权威委托给其中的专门化的人才团队，它由此生产着对于教育系统的制度性基础，也就是对于教育行动的权力专断基础的掩饰，因此产生了一种独立性的幻想，认为“学校工作的实施对它在制度和社会方面的条件有独立性”。正是对这种独立性的幻想使得教育系统得以完成它服务的集团和阶级的委托，不能依附这些集团和阶级再生产对应的文化专断。

这个复杂的论述在我的理解中，大致存在这样的关系，一切日常意义上的教育活动都是一种“教育行动”，这些教育行动被专门的集团来进行文化灌输时，则成为“教育工作”，教育工作进一步制度化、一致化便产生了“教育系统”，这三个概念存在包含关系。这三层概念都具有相同的特点是，他们都具有“双重专断性”，一方面是作为基础的，来自社会领域的权力专断；一方面是由行动进行选择的文化专断。教育行动在日常活动中需要完成两个任务，一个是使用文化专断反过来对权力结构和权力专断进行再生产，另一个任务是阻止接受者认识到这种双重专断性。这两个任务要求教育行动采取合适的形式、合适的时间面对合适的对象，任务的完成能够赋予教育行动一种“教育权威”，这种先在于接受者的教育权威又能够帮助教育行动更好地完成它的两个任务。

教育行动不断生产“习性”，一些习性是第一步教育工作，例如家庭中的语言教育所完成的，更多的是第二步教育工作，例如学校教育。这两个教育工作产生的习性存在着距离，这种距离并不在接受者进入教育系统中被指出和弥补，使得合法文化被教育工作更容易的授予一部分人而淘汰另一部分人，从而产生一种被掩盖的不平等，然而这种不平等和对不平等的不知都是教育工作需要完成的再生产的一部分。这是我在阅读本书之后对于“再生产”的一个初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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