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

本文来自《哲学动态》2022年第1期

今天当我们谈及“人类世”这个地质学事件时，宣称这是人类决定性地影响地球上的生物、环境、气候乃至地层活动的时代，这标志着全球资本主义进入前所未有的控制与加速。继两千年前的地心说之后，在自由主义技术和资本全球化的推动下，人类又一次自认为居于世界的中心，但其引发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全球变暖、生态系统的破坏、生物多样性的下滑等。同时，就个体生存而言，“人类世”无疑也是现代性弊病的延续：作为消费者和欲望主体的人被无限放大，自由的成熟理性主体和伦理责任主体则被不断边缘化，文化工业和消费主义大量生产欲望，海量的数据取代了记忆的知识，对不断涌现的信息的接受取代了专注的洞察，肤浅的沟通取代了稳定的共同体。如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所言，这是一个“没有未来的时代”“没有时代的时代”，因为人类无法再将自己的欲望投射为未来的愿景，一切都在当下实现，技术世界过度的熵化不仅导致了全球生物圈的枯竭和毁灭，更引发了“时间的溶解”。

相应地，“人类世的哲学”就是面对这个时代的一种批判性哲学。这样一种哲学并非要论证人类在自然中的中心地位，从而导向主体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而是对这个时代特有的人类自身理解和相应的科学主义观念保持批判和反思。“人类世的哲学”要求我们解构近代以来一些基本意义的构建，批判性地重构人与世界的关系，要求人类真正为这个世界负责。

这样一种批判性哲学实际上要求我们重建属于这个时代的精神生活。胡塞尔1935年在维也纳做了两次题为《欧洲人的危机与哲学》的演讲，在演讲结尾他充满豪情地展望，如果我们能够与那种对精神生活的厌倦进行斗争，那么“作为伟大的、遥远的人类未来的保证，具有新的生活内在性、升华为精神的不死之鸟将再生：因为只有精神是永生的”（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404页。译文有改动）。胡塞尔相信，只有通过重塑精神生活才能克服现代性的危机，才能消除“对自身合理生活意义的疏异”和“对精神的敌视和野蛮状态”。作为未来之保证的精神生活塑造了新的生活内在性，这是现象学的创始人面对未来的哲学姿态。这样一种现象学式的精神生活不同于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下的基于精神—身体二分的观念化、抽象化的精神生活，现象学的精神生活是具体的、整全性的，它不仅囊括了理性和感性，也包括了本能、情感、欲望、身体等。同时，这样一种面向人类世的“精神生活”是具有批判性的，批判主客二元的抽象模式，倡导整全的主体性和理性生活，批判技术支配下单向度的生活、人的异化、倦怠的社会等。

与胡塞尔及其时代一致，在人类世亟需重塑的精神生活同样具有多层次的批判性内涵，比如面对全球化的时代，精神生活应当是开放的、世界性的，而不是封闭的、自我中心的；与这种开放性相应，我们时代的精神生活应当引导我们进入发生性和历史性维度，而不是固化的、保守主义的。而最重要的是，面对技术的宰制，我们时代的精神生活应当对科学意识形态保持批判的姿态，应当强调生活的自然属性，重建位于大地之上的、以“关照自然”为动机的整体性日常经验。具体而言，人类世的精神生活应当在个体经验和宏观世界两个层面上重塑。

就个体生存而言，随着人类传统精神生活的颓败和技术文明的崛起，我们原本具身的、具体的、丰富的、质性的日常经验在当下的技术宰制下被不断抽象化和贫瘠化。在数字和网络技术统治的当下，过度的刺激、信息和资讯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注意力的结构和运作方式，感知因此变得分散、碎片化，专注力涣散，进而改变了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手指在智能手机上的点击取代了主体面对世界的具身化的真正接触，取代了基于整体日常经验的真实认知。同时，标准化的客观量化知识完全排除了主体的质性感知，流水线生产技术使我们失去了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实践智慧”，这是生活世界整体经验和丰富性的丧失。因此我们就能够理解，生活在20世纪初的鲁道夫·施泰纳（Rudolf Steiner）为什么要在他的教育哲学思想中强调人的十二感，这是通过重塑人类感觉经验的丰富性来捍卫我们日常经验的整全性。实际上作为施泰纳的精神导师，歌德在早于他一个世纪的色彩理论中就以色彩感知为例强调了这种日常经验和感知的整全性，以批判牛顿提出的纯粹量化的物理学色彩理论。歌德认为，色彩不能通过光的波长和焦点的计算而被量化定义，而是要通过感受和描述这样的质性认知而被表达，色彩不仅是一种物理存在，它还是生理的、道德的、文化的和情感的，是我们精神生活的象征。

歌德的色彩理论体现了德国浪漫主义和自然哲学的基本信条，反对启蒙以来的理性主义和对自然的机械化理解，号召重建基于日常经验的精神生活，倡导直观经验、艺术直觉和情感体验，建立人和自然之间的亲密联系。歌德和施泰纳的意图并不是建立一门严格的科学认知方法，而是呼吁我们通过质性的、具体的日常经验与自然融合，重建科学时代的精神生活。施泰纳所主张的“歌德观察”方法，即是对自然现象的融入式观察和体知，通过对细节的直观、想象力的发挥、具身化的经验，达到最真实、最高层次的自然认知。与胡塞尔和现象学一致，他们也认为质性化的主体感受及其描述应当为量化的科学抽象认知奠基，科学家首先是生活世界之中的主体存在，与被研究的对象和自然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以日常经验为基础的生活世界中，人与自然、技术与自然的对立并不存在，从自然人类文明到技术人类文明的过渡并无断裂，或者更宽泛地看，文化（Culture）和自然（Nature）的对立也不存在，技术、文化与自然在人类经验的基础上构成一个连续整体，构成我们生存的整体性境域，包括科学研究在内的人类所有行为及其后果都跳不脱是自然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世”与之前的时代并没有断裂，整体境域仍然是延续的。

同时，秉持浪漫主义和现象学精神的“人类世的哲学”并非完全否定启蒙哲学本身（笛卡尔和康德在启蒙时代有着无可置疑的伟大意义），而是要批判那种“误入歧途的理性主义”，即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化，对主体和世界的本质主义理解，从而对抗将人异化的当代技术背后的工具理性和意识形态化的技术生活。科学意识形态通往教条式的、单向度的抽象之路，科学主义将人的本质抽象为普遍理性，贬低日常经验。但在现象学看来，人的本质应当是活生生的“此在”，是具体的、发生性的，是不断的自我超越，海德格尔因此批评教条式的人道主义，或者如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所言：“每个时代都要发现自己的人类主义。”人类世的哲学也正是以批判性的姿态重建一种符合这个时代的个体生存经验和人的自我理解。

聚焦于当下的时代（亦即“人类世”）的哲学观念，从宏观上看，应当重建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关系，建立新型的生态伦理责任。诸如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君特·安德斯（Günther Anders）等人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忧心忡忡地指出技术发展使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自我毁灭的危险，以及人在技术世界被异化后主体责任的退场。因此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所要承担的任务就是，回答如何把人类对地球巨大的毁灭性影响力转化为主体责任下的具有建设性的影响力，构建人与世界的共生关系和家园哲学，以避免一场以当前生态危机为序幕的全球劫难。在传统的自然理解中，自然被视为永远可以依靠的、源源不断的资源，而在“人类世”的背景下，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主义导致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和自然力量的脆弱性已经显而易见。如果人类不采取措施来照顾自然，并把自然看作与人类经验、文化关切密不可分的一部分，那么自然和人类都将面临灭顶之灾。

正如施洛德戴克（Peter Sloterdijk）所呼吁的，人类世的哲学应当直面地球作为人类文化历史发展与传承之基础的脆弱性和有限性，要求全人类承担起对自身未来之延续的责任、共同努力实现全球生态转向，在生存的基础上实现美好生活。在《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Du mußt dein Leben ändern）一书中，施洛德戴克提出我们必须意识到自身不能再继续目前掠夺式的生活方式，而需要“改变我们的生活”，开始“照顾整体”。这种“整体”首先意味着我们要以整体性的日常经验对抗科学的抽象和技术对人的异化，认识到人与自然的整体联系和共生关系。在新冠疫情时代，“整体”还意味着我们要从地方保护主义转向开放的全球主义和全球合作，包括防疫在内的全球性问题，我们都无法利用现有的本土技术文化资源来彻底解决，而只能寻求全球范围内的整体联合。这种“整体联合”不仅是政治和经济层面上国与国之间的合作，还包括人类与生物圈的重新连接。如瑞典科学家约翰·洛克斯特姆（Johan Rockström）所宣称的，当下我们已经从一个“小世界、大星球”情境进入了“大世界、小星球”情境，为了保护地球边界内的“人类安全操作空间”，我们需要一种整体层面上的全球治理观念，通过共生的方式实现将人类技术文化系统与生物圈重新连接的目的。

总而言之，“人类世”给人类此在带来新的生存经验和危机，对此作出批判性的反思、面向未来重建人类精神生活，这是当代哲学的任务。因此人类世的哲学无论在个体生存层面还是宏观世界层面都承担了时代观念和精神生活的构建任务。前者意味着重建具身性的、丰富的整体性日常经验，并将之作为世界理解和科学建构的基础，扭转科学主义单向度抽象的趋势；后者意味着重新构建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共生性整体关系，通过关照自然来恢复人类的主体责任。在这两个向度上重建属于这个时代的精神生活，就是“未来哲学”的任务，由此我们才能对未来有所期待。在这个“没有未来的时代”谈论未来哲学，“以未来性为指向，把新生活世界经验的重建视为本己的任务”（孙周兴：《人类世的哲学》，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353页），这本就是一个批判性的姿态。在《人类世的哲学》中，孙周兴教授正是秉持着这样一个极为宽广的、充满生命力和想象力的哲学构想，挥洒自如地把艺术实践、心理学、技术批判都融入未来哲学的框架之中，为当下人类生存和思考确定一个指向未来的准星，同时也为哲学在当下和未来人类知识体系中的定位作了妥当的安置。这样一门“未来哲学”，就如胡塞尔所言，是“真实的、依然生气勃勃的哲学……为自己的真实的意义而奋斗，并因此为真正人性的意义而奋斗”（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25页。译文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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