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拿》：一部拍给健全人的电影

原载《蝉歌》（2015年第1期）

在这样一个没有评价标准的年代，当“品位”被“逼格”所取代，写评论这件事情本身已经变得可笑了。所以这篇冠以“影评”之名的文字或许压根儿就没必要存在。更何况还要评选出年度最佳，实在不比拍出年度最佳来得容易，再加上没有稿费，必须是良心之作啊！2014年华语电影“良心奖”最佳电影goes to 娄烨《推拿》！

对电影《推拿》的好感，始自电影开头用人声来念出片头这个很有心的设计，体现了创作者对待这一特殊题材所关涉之特殊人群的尊敬态度。所以当我在电脑上第二次看这部电影时（那些说自己在影院看了一遍就能写出影评的人必须都是骗纸啊！！！），我决定做一个实验，用闭上眼睛的方式来“看”这部电影。我产生了一个狂想的念头，《推拿》会不会是一部拍给盲人，因此可以“盲视”的电影？我以为用这种方式，可以通向一个别人领会不到的电影世界。我真的试了，却不得要领，头绪全无。后来我意识到这种“尝试”本身就是一个虚荣心，我想用自己的“洞见”去触及一个“盲视”的人看不到的世界，我想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错了。我永远进入不了盲人的世界，无论我试图用何种理论去把握他们的经验，我想我应该做的就是对这种经验保持敬意，不视若无睹，也不过分拔高。因此我想试着去分析他们身上那些可以被健全人所共享和理解的经验，我想或许这才是不把他们区隔出健全人世界的方式。《推拿》是一部拍给健全人的电影，而我们只能，也应该只以健全人的身份来理解他们。

“每个人的眼泪都是不同的，但是想哭的念头是一样的”

关于这部电影，我就想简单地谈几个人物，首先是都红。她的身体是电影中唯一一个被概念化了的身体，她被“视”作“美”的。上至沙复明下至推拿馆顾客，人们执迷于她的“美”。沙复明对概念世界有着极大的渴望，他对诗歌，对语言有着极大的热情，“美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折磨着他，令他痛苦——“美到底是什么啊”！都红很清楚沙复明对她的好感完全起源于对“美”这个概念的执迷，她认为这是虚荣的。

电影中面对沙老板的求爱，都红问了这么一个问题，“如果我不答应你的话，你岂不是要赶我走？”其实这里面还隐含着另一个问题：如果我不美的话，你还会“爱”我吗？她无法接受沙复明的原因在于她怀疑这份爱情的“本真性”。而都红对小马的好感或许是因为小马并不执迷于这种概念化的身体，至少在一开始，对于小马来说，身体就是身体。跟沙复明和都红相比，金嫣和泰和的情况刚好反过来。尽管在生活中对泰和极尽关怀，金嫣却仍试图用概念来争取泰和的爱情，她告诉泰和自己在概念世界中的颜值排名——“我可是排第二哦泰和”。但是视觉感官缺失的泰和，却只能用红烧肉来想象金嫣的好看。

都红想要的不是基于“美”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概念的爱情，她想要的是一种“特殊”的爱情，是一种“眼瞎的女人尤其能看到”的爱情，是一种“两个人撞上去”产生的爱情。身体的独一性似乎能够确保一种“特殊”的爱情，但是这种身体的独一性在小马那里恰恰是不成立的。从小孔到小蛮，小马身体的欲望对象是可以替换的。每个人的身体都是独特的，但同时又是相似的，身体本身就是一个普遍和特殊对立而又统一的场域（马克思说的还真是没错呢）。

都红在安慰被解除拘留的小马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每个人的眼泪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每个人想哭的念头却又是一样的——这似乎已经显示了她的某种“顿悟”。而顿悟的最终达成，还需要另一个更激烈的事件来作推动。于是，在影片的结尾，正是一种非概念化的身体经验——身体在生理意义上的损伤——使得都红获得了“救赎”。问题就在于，为什么是手而不是更能体现其美的脸受到了损伤？这是因为手的损伤直接威胁到了她的社会性存在——作为能够劳动，自食其力的个人。而只有克服了这一难关，她才能获得拯救，她作为真正的“人”的价值才能获得承认。所以都红在电影中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都红一定会努力，闯出一条自己的生路”。

同样作为盲人，都红却因为自己的“美”（在她自己看来是无意义的）而受到了困扰。只要她还被认为是美的，并且因为这种东西而受到了别人的优待，那么她就永远无法确认自己的价值，当然也包括自己在爱情中获得的承认。造成了“人与人之间总是让”的，是符号，是概念，是“美”所带来的阻隔。

而虽然都红拒绝了“美”的概念，但是她对于爱情，对于意义却是执着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她也不可能是完全去概念化的——那将意味着成为动物，而不是人。只有作为一个社会性的人，在社会中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后，都红才真正确立了自己的独特性，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平静和满足。爱情的承认其实是包含在对普遍承认的欲望之中的，我们毕竟无法仅仅从爱情中获得我们所期待的“承认”。在这个意义上重新回头看，都红之所以不能接受沙老板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是老板，而在失去了平等的前提下，都红没办法陷入爱情。在这个意义上，都红的故事变成了简·爱的故事。

每个人的眼泪都是不同的，但是每个人想哭的念头却是一样的。这句话很值得玩味。如果一个人不能在群体中分享和表达这种想哭的念头的话，眼泪就只能停留在一种无法言说的状态中。而这种过分强调个体差异的眼泪，也就变得“没有什么用”——都红对小马说，哭有什么用呢？纯粹生理性的独特性是无意义的，一个人回归到自己的身体当中去寻找意义也只是死路一条。个人身体的特殊性并不能保证意义的存在，而只有作为社会中的个体，作为社会性的，可言说的身体，人的意义才有可能获得救赎。娄烨不是要用都红来讲一个文艺范儿的纯爱故事，爱情最后毕竟不是“两个人撞上去”就能产生的东西，而是在“人与人总是让”的状态中，在充斥着“美”、“老板”的现实社会中不断阻隔和不断聚拢。爱情应该像生活一样顽强。

“眼睛是有分工的，一部分看得见光，一部分看得见黑”

电影中最精彩的一个场面是“小马复明”和“都红受伤”的二重奏，电影的情节内容和艺术形式同时在这里达到了高潮——娄烨在这部电影中最炫技的“盲视觉”拍摄手法也在这里有了突出的运用。

小马重见光明和推拿馆停电陷入漆黑形成一种对照——光明与黑暗的辩证，同时也成为一种隐喻——一个健全人世界的入侵。对于小马来说，光明世界的到来很容易理解，而对都红来说，她的手伤（她得以维系社会生存的最重要的工具的损坏）却使得她再一次地暴露在健全人的世界面前。其实说入侵是不准确的，因为他们自始至终都活在健全人的世界里，而这一次只是小马和都红以不同地方式被再次暴露在这个世界中——不是小马“看到”了这个世界，而是这个世界强暴地将自己展现在了小马面前，而都红“非健全人”的身份则在手受伤的情况下被暴露地更彻底了。小马正是从都红受伤后于黑暗中凌厉的惨叫中“惊醒”，从而确认了自己视力的恢复，这种恢复所带来的是一个光明与黑暗更迭闪现的“视觉”奇观。

在故事的最后，大家各奔东西，而唯独没有交待的，是都红的去向和命运，我们只知道她离开了南京。“都红后来究竟怎么样了？”，这种缺位好像恰恰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期望，一种寄寓了善良、理想主义甚至乌托邦色彩的留白。我们都希望都红过得好一点，甚至希望她过得幸福快乐，当然我们也希望社会可以变得更好一点，好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都红因为手的受伤，将不能再靠推拿为生。她必须重新开辟自己的道路，创造自己的历史。一种意外的力量使得她“否定”了之前的生活，重新踏上生活的旅程——在黑格尔看来，人类就是通过不断地“否定”来创造历史以及自身。小马虽然恢复了自己的视力，逃离了自己以前的生活，进入了健全人的世界，然而悖论却在于，他仍旧只能靠推拿来生活。小马变成了健全人，也回到了“主流世界”，然而，在这个世界里他却仍然维持着过去的生存状态，“历史”还没有在他这里显示出前进的迹象。

当我们追随着模拟小马眼睛的镜头扫视南京底层世界的生活境况时，光明（视力的恢复）带来的是现实生活泛着渣滓气味的样子。对于小马这样一个初来乍到（进入“主流世界“）的孩子来说，面对这一切，他只能表现出一种孩童式的，本能的恐惧，所以当歌词残酷，曲调悠扬而又混杂着童年情绪而的“民谣”在片尾响起时，小马只能傻笑着闭上眼睛。

然而走出影院，我们还是需要“睁开眼睛”的，从观影的黑匣子中走出来，走进光明的生活中，光可能有点刺眼，但是我们应该学会正视。如果说娄烨用都红未知的命运象征着我们“仰望天空“的精神性追求的话，最终变成健全人的小马却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同时也必须“脚踏实地”面对的现实问题——怎，么，样，做，一，个，健，全，人。

 如果说盲人看不到光，他们却比我们更看得清现实，盲人们其实都是健全人，甚至是比我们更健全的人，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存所要面临的问题，都在他们那里得到更集中的展现。在社会中的生存更加艰难，使得他们反而更容易接近作为人的本质。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盲人比健全人更懂得什么是命”。作为健全人的我们，却很有可能对现实熟视无睹，成为睁眼瞎。“人的眼睛是有分工的，有的看得见光，有的看得见黑。”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人可以选择去看见光，也可以去选择看见黑。

在这个电影越来越不拍人事儿，理论上的大众艺术更我们的生活离得越来越远的时代，《推拿》是一部拍给我们，特别是作为绝大多数的健全人的我们的电影。在这个意义上，它成为年度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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