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勤建：上海非遗，不断经历“再创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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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者小传

陈勤建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文艺学、民俗学博士生导师，国家非遗保护专家，上海市非遗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文艺学、文艺民俗学、中国民俗学、非物质及物质文化遗产。

　　前些年，我去深圳演讲，主题是“海派文化的魅力”。为什么他们会关心这个主题？因为当时深圳经济发展得很快，有人觉得“今天的深圳就是昔日的上海”。

　　深圳听众对海派文化的好奇和疑问，进一步激发了我探究上海文化的兴趣。今年是我国首批世界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35周年。这次演讲，我想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出发，来谈谈上海文化和上海人。

　　为什么要从非遗讲起？因为从上海千百年非遗的营造及其对城市和居民特有的生活文化、精神气质的孕育，可以窥见上海文化的历史脉络与个性特征。

　　非遗与城市的文化个性、精神品位互为依存。一个城市之所以能屹立于世且与众不同，总有其固有的精神气质和文化个性。如果说文化遗产是城市的历史文脉，那么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城市文脉的肌理，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城市文脉的经络。后者看不见摸不着，却蕴含着当地民众特有的理念、气度、神韵、情感和智慧，维系着城市文脉的个性化与城市文化的活态，构成城市个性与精神品位。

明清时期上海女性家庭地位高，与一项非遗技艺有关

　　追溯上海非遗养成的文脉轨迹，大抵有两大源流：农耕文明与城市文明。同时，江南文化与外来文化交融，进一步促成上海非遗的特色与都市文化个性的形成。

　　上海农耕文明形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国家或本市名录的代表作有：青浦田山歌，江南丝竹，上海道教音乐，舞龙竞技，罗店龙船，泗泾十锦细锣鼓，月浦锣鼓，浦东山歌，滚灯，浦东说书，沪谚，崇明山歌，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等等。

　　上海行政区域内农业文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越角吴尾”这一地域区位有着紧密的历史联系。在独特的地理、生态环境下，在特定的农耕生产生活方式上，如稻作、渔捞，在吴越文化熏陶的节日传统、风俗习惯中，上海积淀出了本土特色传承与区域传统文化。大体而言，它与江苏南部、浙江西部的非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互动，对上海人的文化品格养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萌生于旧日松江府，今日徐汇区西南角的华泾镇，即俗称乌泥泾的乡间。这一技艺的出现与发展，与宋元时期此地营生基础有着密切关系。

　　乌泥泾位于长江口南岸冲积成陆不久的东端，境内多濒海沙质盐碱土，不太适宜种植水稻等粮食作物，但可以种植棉花。元代《南村辍耕录》记载：“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种于彼。”

　　据说，元贞年间，乌泥泾黄道婆流落崖州30余年，返回故里。她小时候为童养媳，命运凄苦，浪迹天涯海角。在异域他乡，她以顽强的意志和生命力，自强不息，任劳任怨，刻苦学习，掌握了尚处在初步阶段的棉纺织技艺。年长后，不畏旅途风险，返回家乡，改革创新了三锭纺纱等一系列先进的棉纺技艺。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专门撰写了《关于十三世纪黄道婆的传说》，对其予以高度评价。

　　黄道婆棉纺技艺的开发，极大释放了女性的生产力，带动了当地及长三角棉业的大规模生产、经济腾飞，催生了古代江南女性文化人格的转变。当时，除乌泥泾之外，三林塘、龙华、七宝、莘庄、梅陇等地几乎没有一家不从事棉纺织布的。由此，家家有机杼，民以此为生，得以丰衣足食。

　　正如《上海县竹枝词》中所表述的：“布机声轧出茅檐，织妇双搀十指间。蓬首晨兴遥入市，归家手挈米和盐。”女孩七八岁学纺纱，十一二岁学织布，传承学习黄道婆纺织技术蔚然成风。

　　与传统的“男耕女织”不同，明末清初的女织已脱离“自给自足”状态，织布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会流通商品，女性也由此成为家庭经济来源的主力军，从而改变了上海地区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

“看戏”“听戏”一字之差，折射上海都市非遗独特品位

　　1843年后，在城市化、现代化、国际化的征途中，上海原有的文化形态、表现形式接受了外来文明形态的浸染，进而孕育出上海都市非遗及其独特文化品位。

　　就上海都市非遗而言，进入国家或本市名录的代表作有：石库门里弄营造技艺，老凤祥金银细金制作技艺，海派黄杨木雕，海派剪纸艺术，海派面塑艺术，海派旗袍制作技艺，精武体育等。其诞生大致有三个途径：

一、属地归化。

　　一部分非遗项目，本来上海是没有的，而是随着西方技艺文化的进入，在民众生产生活中生根开花。比如彩绘玻璃，该工艺自法国手工艺移植而来，并逐渐形成土山湾手工艺品的一绝。其制作流程是，先画出设计稿，再用颜料将人物、花草、鸟兽等图像彩绘于玻璃上，置炉中煨炙后，彩色渗入玻璃，绚丽异常，永久不褪色。

　　近代上海的高档楼宇、银行等高楼大厦里，常用其作为装饰品。与大部分彩绘玻璃和木雕采用宗教题材不同，土山湾彩绘玻璃大多取材于民间流行的历史人物、戏剧及说唱故事，如《隋唐演义》《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等。

二、土洋糅合。

　　比较典型的是石库门里弄营造技艺。石库门住宅本是江南一带乡镇居民长期形成的民居形式，因大院有石条框架的黑漆木门而著称。大门进去，即为一天井，后面一般为二层楼式的、左右伴有厢房的厅房，层层叠进，一个空间单位为一进，因居家财力及需求的不同，可建为三进、五进、七进不等。

　　石库门宅院大门通常以地方山石为框架，从质地上说是取其坚固，从习俗上说则是以石镇邪。配置黑漆木大门，更给人一种庄严厚重之感。

　　19世纪60年代，受太平天国运动战乱影响，镇江、苏州、宁波等苏南、浙北的难民大量涌入上海避难。由此，兴起了近代上海第一次房地产高潮。为紧缩土地成本、取得最大利润，同时又为迎合乡绅内心迫切需要家的感觉，当时的房地产商参照西式联排式构架，融入江南民居的象征元素，建成了既有欧洲风格又带有浓郁地域文化元素的新型民居——石库门里弄住宅。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石库门一直是上海住宅消费的主流。最多时，石库门里弄多达9000多处，占上海市区全部住宅面积的六成以上。

三、洋为中用。

　　本土固有的文化艺术样式，在外来文化和艺术表现形式浸染中主动吸纳改革。比如，上海本土最具代表性的剧种沪剧，发源于黄浦江两岸的田头山歌和民间俚曲，俗称本地滩簧或申曲，音乐唱腔具有浓郁的江南丝竹韵味。清末民初，在中西交汇中，展演地点逐渐从乡间田头转向茶楼书场、游乐场、大世界大型剧场，表演形式从单调的小曲转为用沪语来对白、演唱。

　　沪剧早期以对子戏说新闻、唱新闻的形式，描绘了市郊乡镇的世俗风情；进城后，又演出大量时装剧，以至于被市民称为“西装旗袍戏”，迎合了新审美的需求。

　　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在北京观摩京剧谓“听戏”，在上海观摩就称“看戏”。一听，一看，一字之差，实际大有差别。“听”是对传统声腔的欣赏；“看”就不仅是关注唱腔了，而更重整体性展演，包括舞美、灯光等。这是在吸纳西方舞台剧场场景下产生的特质。

宽容异质与推崇能人的文化心态，造就“开风气之先”

　　上海都市非遗所蕴含的理念、神韵、知识、智慧，以代际相传的行事方式、思想观念和精神感召，规范着上海人的行为规则、生活方式、礼仪规范、休闲娱乐、弄堂人情，也塑造了上海的城市个性。

一、尚本事。

　　有人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同样受西风的影响，为什么其他一些沿海城市的非遗，没有上海那么突出？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与一地民众的民性、民情以及对外来文化的品鉴、消化、接受能力有很大关系。

　　上海《申报》有过一场大讨论。其中一则评论举了一个生活的例子：一些地方的商企人士有平等观念，平时让佣人一桌用餐而不计较，却“不大容忍外地人一块做生意”。上海原住民大多尊奉有能力的人：做事，看人本事，只要你比我“来三”（能干），我就服你。

　　昔有《沪江商业市景词》曰：“他方客弱主人强，独有申江让旅商，各操土音无敢侮，若能西语任徜徉。”《申报》更是声称，“在沪之人多系客居，并无土著。”

　　上海人敢于承认“技不如人”，对有才干的人士不管其祖籍何处，大体能大度尊奉之。由此，海内外人士移居上海没有什么特别的心理障碍，也就有机会在上海滩上尽其所能、施展才华。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已成为全世界公认的“第五大都市”。

　　这里，想特别提一下浦东。浦东成陆较晚，唐宋后得以开发。宋以后，五方杂处移民与上海西部东移的居民在浦东大地融合，产生了一大批生产、生活技艺，如海盐手工制作技艺以及传承至今的浦东锣鼓书等非遗项目，也造就了当地人的宽容异质、推崇能人的地域文化心态。

　　这种文化心态对后来浦东成为国家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得以“开风气之先”，可以说是具有深远影响。

二、趋精美。

　　以海派旗袍为例，上海裁缝在传统直筒的基础上，汲取欧美女士服饰竖领、削肩、收腰、开衩等样式，并加以因人裁衣的精细制作，共包括镶、嵌、宕、盘、绣、绘、钉等多道核心工艺。如此制成的旗袍，更能突出女性风姿。

　　当年的上海女性，出生地不一定在上海，但通过精致的上海顾绣、时尚的上海旗袍，将含蓄与性感巧妙融合在一起，再加上自身才华的释放，熔铸出特有的文化魅力与品牌。

三、不媚外。

　　上海人喜欢外部世界的异质文化，但不会痴迷到不能自拔的地步，而是在模仿中建立自己独特的个性，在观赏、琢磨、借鉴中将之化为自己的一部分，继而以新的面貌出现。

　　上海人生活在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上，面对五光十色，一方面比较关注外部世界的新鲜事物；另一方面心态不大会失衡，气质上不大会媚外。这一点在非遗传承上也有所体现。

　　海派黄杨木雕代表传人徐宝庆，儿时进土山湾孤儿工艺院。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跟随曾在西班牙学过雕塑和油画的人学习木雕。受这段经历的影响，徐宝庆早期从事的是西洋宗教木雕艺术。

　　但是，江南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生态、社会风尚和民间技艺等造就的地方性知识，又时时影响着他的心路，影响着技艺和题材的走向。这促使他在后来的手工技艺中，有意无意地将西方的解剖知识、素描技法、雕塑技巧与中国民间传统的黄杨木雕技术糅合，形成了自己的圆润明快的雕刻风格。

　　在作品表现上，他逐渐脱离西方雕刻技艺的传统题材范畴，以严谨写实的现实主义为基调，广泛涉及生活气息、民族元素，讲求作品的生动传神，捕捉瞬间的灵动，洋溢着浓郁的乡土风情和灵性的艺术美感。这类中西交融的上海都市非遗，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折射了不媚外的文化个性与精神气质。

四、融创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经历着“再创造”的过程。

　　在历史的长河中，上海的都市非遗随着城市环境和时势发展，不断地自我革新。比如，当下实景版情景式昆曲、石库门创意剪纸等传承展演，均显现了上海人与时俱进的独特情怀、创新意识。

　　最后想强调一点，要让非遗活起来，必须让非遗回到现实生活中，回到百姓中。新场古镇的锣鼓书、江南丝竹，以前都是民间弹唱的形式，成为非遗之后，不能束之高阁，而应该变得更加开放，要在居民的日常休闲中用起来。这是非遗保持生命力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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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陈勤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

来源丨解放日报

编辑丨梁欢

编审丨戴琪

网址：陈勤建：上海非遗，不断经历“再创造”过程 https://www.yuejiaxmz.com/news/view/555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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