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居社区:如何给城市青年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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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剧,教育、医疗、就业等资源产生集聚效应,青年群体出于对优质生存资源的追求,而纷纷涌入大城市。作为新一代“梦想中心”,北京的回龙观已成为个体梦想、行业发展乃至区域增长的策源地、孵化地和集聚地。时至今日,回龙观更是汇聚了来自全国的高学历精英“安家”,其中也不乏海归与外籍人士。据数据显示,回龙观居民有近70%拥有大专以上文凭,硕士及以上学历占16.4%,而相对应的北京市这一数字为37.3%与4.9%。在百度、腾讯、新浪等互联网巨头公司就职的数十万从业人口里,很多都选择在回龙观居住。然而一直以来,回龙观在人们眼里,更像一座“潮汐城市”。
▲ 北京回龙观平面图
这个位于西北五环,占地面积只有34平方公里的超级大社区,却因为昼出夜伏的潮汐人口,被戏谑地扣上“睡城”和“堵城”的帽子。然而社区并不应该只有“睡”的属性和“堵”的观感。
如何更好的解决城市青年住房需求,提升青年社群归属感?各地涌现了一批青年社区营造的实践项目。2015年建成的吉林松花湖新青年公社,在构建青年人的社交生活以及解决室内外空间公共性问题上给出了一份答卷。
该项目将原本“筒子楼”式的集体居住模式,通过增加中庭和一系列共享公共空间,形成了“新邻里”式共享的居住模式。新青年公社的内部空间布局给人的感觉近似于城市街道中的空间体验,人们行走的交通空间、邻里共享空间与公共活动空间交织在一起,就好像步行于城市街道中。身旁时常会出现一些咖啡座椅,人们或是吃着点心,或是交谈,又或是漫无目的地张望,行人匆匆而过,与停留的人发生短暂的视线交流,也可能遇见一两个熟人攀谈几句……设计师通过增加公共空间在青年社区中的配比,将人们在交通空间中穿越时的速度放慢,在他们的居住生活中增加偶然相遇和交流的可能性。
除此之外,在北京、苏州、上海等地也涌现了一批面对青年社群的社区空间。然而在各地的实践中,社区规划者、设计者和管理者虽然大都意识到通过公共空间来满足青年日常生活、社交需求,但却多停留在空间营造上,对于社区管理、运营机制仍然停留在传统“房东-租客”这一单向管理机制上。并没有真正将孤独的青年群体拉回现实社交网络世界。
城市里的“宅”青年
网格空间里的“孤岛个体”
在关于2013到2018年五年大学生毕业去留的调查研究中,有59% 的大学毕业生选择进入大城市发展,而流动方向也主要以东部发达地区为主。《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调查显示在新生代流动人口中,“80后”所占比重为35.5%;其次是“90后”,占24.3%。在未来一段时期,以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为代表的五大城市群仍将是我国青年流动人口的主要集聚区。
青年群体的这种流动趋势带来的是该群体对居住空间需求的快速增长,然而大多数青年经济实力不足、生活压力巨大,也难以承担一二线城市高昂的房价,大量职业青年租住在数平方米的网格空间里,将自己与他人完全分搁开来,成为空间上的“孤岛个体”,完全脱离于空余时间的现实社交圈。青年群体现实社交匮乏成为了城市规划中亟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网络社交下的青年群体性孤独
城市青年社群不仅在现实上成为被网格空间所分隔的“孤岛”,而且随着互联网社交网络显现形式的多样化,青年群体越来越沉浸于虚拟的社交欢愉之中。
▲ 《不同年龄段中国网民的规模(单位:万)》数据来源于CNNIC
英国心理健康基金会的调查显示,在18-34岁的人群中,感到孤独的人群占比达60%,而这一群体正是互联网社交产品的主要受众及消费者。处于虚拟网络社交中的青年们看似联系更加紧密,但越是沉浸在互联网生活中,就越是感到孤独;越是在社交网络中喧哗嬉戏、尽情狂欢,越无法面对狂欢结束后的独处。随着社交网络行为对现代生活的渗透,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因为互联网社交而产生的孤独心理现象,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问题。
如何通过对青年社区居住空间上的合理规划,共治共享的管理机制创新让青年群体的孤独感得到合理疏解,将他们从网络的狂欢假象中脱离出来,也是社区空间规划者和社区运行管理者应担的责任。
城市青年群体画像及需求分析
分析当下的城市职业青年群体的生活状况与社交结构,可以发现该年龄段群体主要存在以下几个特点,而这些特点正构成该群体的整体抽象描象。这些社群特征以及需求可以有针对性地指导青年社区的空间规划、管理机制运作。
财务不自由,生活压力大,多焦虑 该年龄段社群多为初入社会或者是即将步入社会的青年,从事脑力劳动,收支却不甚平衡,部分自由职业者经济来源不稳定,难以通过自身力量在大城市购置房产。主要以租房独居或者群租房的形式解决住房问题。但是由于生活压力以及快节奏的工作氛围,与邻居或者舍友沟通交流较少。 社交圈子窄化,缺乏归属感、认同感 该青年社群步入社会后,社会身份由学生群体转入职业社群,原有的社交网络被打破,新的社交网络多建立在工作需求上,难以形成亲密关系。而由于大多数青年以租房的生后模式来解决住房需求,每天进行着居住地与工作点之间的“两点一线”式生活,社交娱乐活动匮乏,流动性较大,社交娱乐主要依赖互联网社交产品,如哔哩哔哩APP、爱奇艺等视听产品输出平台,抖音、快手等短视频输出端及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对虚拟网络社交生活的过度沉迷使得他们难以融入现实社区生活,更无法建立与他人的亲密链接,从而缺乏对于社会的归属感以及自身的认同感。 个性化十足,对于空间追求私密性却不排斥共享性 青年群体受到大众文化及青年亚文化的影响,推崇个人主义,有着丰富的、多样的生活习惯及兴趣爱好,投射到现实空间需求上,他们需要多样化的、个性化的、趣味的生活空间。对于私人空间,他们希望拥有更高的私密性以适应其个性化,对于部分具有公共性质的空间,他们也乐于通过共享的方式提高其公共属性。国外“共居社区(Cohousing)”模式
如何为当下的青年社群提供更好的社区生存空间与社区服务,国外的“共居社区(Cohousing)”模式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所谓“共居社区”是1960年代出现在丹麦的一种新型居住模式,居民自觉参与设计和管理,空间布局兼顾社交和私密性两方面需求的群居社区。
“共居模式”的核心目标是创造紧密的社交与邻里关系。1960 年代,许多丹麦人正面临着工作、家庭、孩子的平衡问题。夫妻双方工作的需要、高离婚率,越来越强烈的孤立感使当时的工薪阶层渴望尝试新的选择。最初“共居社区”模式开发的深层动机就是为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 创造一个牢固的社交网络。这种社区具有“在很大程度上安定、温暖、真诚的氛围,以及成员个体那种确实需要和期望的感觉”,这是“共居模式”社区产生的根本原因。而丹麦当时工薪阶层在社群特点上与我们当下的城市青年社群有着共通之处。
“共居模式”空间特征
“共居(Cohousing)”模式是一种创造邻里之间“社区感”的创新策略。
在空间规划上,社区内建筑主要由私人住宅和公共设施两部分组成,私人住宅与传统住宅模式基本相同,公共设施( 如户外空间、院落、广场及公共用房等) 由社区居民共同所有。因具有相同居住理念和生活目标,居民们共同生活、相互交流、分享社区资源,形成互助合作的和谐社区。纽约的青年公寓 Urby,就是采用了这种模式的空间结构。
▲ Urby社区公共区域平面图
▲ Urby社区标准层平面图、公共区域平面图
“共居社区”管理体系
▲ 日本大泉共居社区管理系统示意图
在空间上的“共居”模式,与国内之前的筒子楼、集体宿舍、青年社区等,有着相似之处,然而之前的实践并不能说得上是成功的。空间上的共同分享带来的往往是封闭式单元里的混乱管理,缺乏公德的现象如破坏公共设施、不注重公共卫生等频频显现。社区管理者推行的社区管理规定难以落到实处。对于“共居”模式只得其表,未得其里。这就需要深入学习国外“共居”模式的社区管理经验。在社区管理方面,以日本大泉共居社区为例。
社区将部分社会生活家族化,如定期举行公共用餐、室内园艺分工、跳蚤市场等活动,以增进社区归属感,让社区居民产生主人翁意识。 积极调动社区住民参与公共活动、社区管理,比如安防防灾、垃圾回收等,约束社群个体,增强“共居”模式社会属性,宣传共居理念。上述措施呼应了日本传统家庭观念:“家”是血缘组织和经济共同体。将社区青年通过线下活动的集聚,可以使他们产生认同感与归属感,而不是沉浸在虚拟的网络社交狂欢之中。
结语
“共居模式”在具有流动性和快节奏的现代社会,可以为那些从地理上与传统家庭分离的人群营造一种可依赖的生活氛围。对于缓解现下城市青年孤独感、增强其城市归属感与社会认同感而言,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社区构建模式。
目前国内也已经出现了不少针对青年社群的社区设计,如YOU+青年公寓等,已经不是以前单纯的出租屋集成式社区,而是自带社区圈子文化,可以满足青年归属感和尊重需求的新式“共居社区”。当然其在社区管理体系方面也还有需要改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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