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三王国”到“日常生活”:当代美育的后现代转向

发布时间:2025-05-20 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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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Third Kingdom" to "Daily Life":The Postmodern Trend of the Contemporary Aesthetic Education

  作者简介:姚文放,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扬州 225002

  原发信息:《江苏社会科学》(南京)2019年第20191期 第182-191页

  内容提要:席勒将审美的王国称为与感性的王国、理性的王国相对应的“第三王国”,赋予了他所提倡的“审美教育”以巨大的历史感,使之显示了“求分化”的时代精神。20世纪中国美育思想的先驱者王国维、蔡元培、李石岑、朱光潜等人在引进西方美育思想的同时将其“求分化”的时代精神也带进来了,他们致力将美育从德育和智育中剥离出来,赋予其相对独立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中国美育的重建延续了这一取向。90年代社会经济体制转换所带来的激荡使得美育的革故鼎新势在必行。德国学者沃尔夫冈·韦尔施提出“超越传统美学的美学”,铸成了哲学意义上的“日常生活”范畴,带有显著的后现代理论色彩,推进了美育在不同领域之间“去分化”的趋势,有可能为美育的除旧布新提供理论上的合理论证和有力支撑。这在当今中国美育从情感教育向人性教育、人文教育、人生教育扩展的走向中得到实证。

  关键词:席勒/“第三王国”/日常生活/当代美育/重构美学/沃尔夫冈·韦尔施

  标题注释: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作为‘艺术生产’的文学批评研究”(17ZDA271)阶段性成果。

  如果说鲍姆加通世称“美学之父”的话,那么席勒则堪为“美育之父”。虽然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国家从古代起就不乏丰富而深刻的美育思想,但作为相对独立的学科领域,则是从席勒始,而美育后来的发展演变也理应从席勒寻找根由。

  一、“第三王国”:席勒美育思想的“求分化”取向

  席勒的美学思想深受康德的影响,以致后来有人称之为“康德派”①。席勒将审美的王国称为与感性的王国、理性的王国相对待的“第三王国”,这一套路贯穿着康德的逻辑。所谓“三个王国”的划分显然对应着康德关于“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审美判断力”的三分法;席勒将“游戏冲动”视为“物质冲动”和“形式冲动”之间的中间物,也分明套用康德将“审美判断力”设定为搭建在“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桥梁的做法。而席勒十分推崇的“游戏”概念也是来自康德。康德经常用“游戏”一词来说明审美活动中各种心理功能的和谐活动,譬如说:“一切感觉的变化的自由的游戏(它们没有任何目的作根柢)使人快乐,因它促进着健康的感觉”,其中包括“语言的艺术、造型的艺术和艺术作为诸感觉(作为外界感官印象)的自由游戏。”②具体说,有雄辩术和诗的艺术,雕塑、绘画、造园术、音乐与色彩艺术等。

  席勒不仅赓续了康德的逻辑和概念,而且传承了康德的时代精神。康德的时代是一个“求分化”的时代。鲍姆加通开风气之先,创立了Aesthetica亦即“美学”或“感性学”这一新学科,将其从逻辑学中划分出来,使之成为与逻辑学、伦理学并列的相对独立的学科。鲍姆加通的思想直接启发了康德。康德在当时大陆理性派与英国经验派相对峙的背景下构建了以“三大批判”为框架的“批判哲学”,全面考察不同知识领域与人的心理功能之间的对应关系:“纯粹理性批判”考察认识领域与纯粹理性的关系,“实践理性批判”考察道德领域与实践理性的关系,“判断力批判”考察审美领域与审美判断力的关系,这三者构成了康德的哲学、伦理学、美学。值得重视的是,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将鲍姆加通创建的“美学”进一步科学化、体系化了,其首务就是将美学与其他学科廓清界限,在“批判哲学”的体系中确立了美学的独立地位。虽然康德也企图用美学在哲学与伦理学之间搭建桥梁、达成沟通,但最终仍无法消弥二者之间的断裂之痕。其原因盖在于,康德从一开始就有一个重大的悖论,他用美学来弥合哲学与伦理学有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首先必须承认审美活动的自律性、自洽性,承认美学独立自足的学科地位和知识领域,从而求分化、求差异、求疏离才是其根本旨趣所在。对于这一点,有美学史家一语道破其中奥妙:“康德能够把这两种不同的领域连结在一起吗?由于他进行了一种彻底的分割活动,因此他要为这种领域赢得科学基础是异常困难的。”③

  席勒不乏自己的创见和开拓,但在谋求美学自身的独立自足性,将美学与其他知识领域廓清界限方面,却与康德如出一辙。席勒的美育思想有一个基本概念:游戏冲动。这是与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相对应的第三种冲动。在他看来,感性冲动的对象就是广义的生活,它是指“一切物质存在以及一切直接呈现于感官的东西”;形式冲动的对象就是本义和引申义的形象,它“包括事物的一切形式特性以及事物对思维力的一切关系”;游戏冲动的对象可以叫作“活的形象”,它“用以表示现象的一切审美特性,一言以蔽之,用以表示最广义的美”④。席勒指出,依据先验理性,游戏冲动作为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之间的集合体,乃是实在与形式、偶然与必然、受动与自由等的统一。唯其如此,才能使人摆脱感性冲动的欲求和形式冲动的法则的强制,使得感性与理性这双重天性得到充分发挥,从而达成人性的完满,而这种人性的完满就是美。因此席勒说:“说到底,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⑤

  这样,人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或状态,不论是个人还是全人类,如果要完成他们的全部发展历程,都必须顺次经历三种状态:物质状态、审美状态、道德状态。在物质状态中,人只是服从自然的支配;在审美状态中,人摆脱了自然的支配;在道德状态中,人控制了自然的支配⑥。于是就有了三种人:感性的入、审美的人、理性的人。感性的人囿于物质欲求的限制,是不自由的;它只有在审美状态中成为审美的人,才能取得自由,向更高境界提升;道德状态只能从审美状态中发展而来,理性的人不能从物质状态一蹴而就,他必须经由审美自由的桥梁到达最高的境界。对此席勒一言以蔽之:“要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以外,别无其他途径。”⑦

  正是在此基础上,席勒为美育构筑了一个“审美乌托邦”,他称之为“第三王国”。他说:“在力的可怕王国与法则的神圣王国之间,审美的创造冲动不知不觉地建立起第三个王国,即游戏和假象的快乐王国。在这个王国里,审美的创造冲动给人卸去了一切关系的枷锁,使人摆脱了一切称为强制的东西,不论这些强制是物质的,还是道德的。”⑧这就是说,世界上有三个王国:力量的王国、伦理的王国、审美的王国。在力量的王国中,人与人以暴力相倾,人的活动受到限制,故不自由;在伦理的王国中,人与人以法度相制,人的意愿受到束缚,也不自由;而在审美的王国中,人与人以形象相见,人与人作为自由游戏的对象相待,因此通过自由给予自由是这个王国的基本法则。那么,在哪里才能找到这一“审美乌托邦”呢?在席勒看来,它存在于高尚的灵魂之中,而这高尚的灵魂只能在少数超凡出众的人身上找到。在那里,人以天真质朴和纯洁无邪来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他既不会为了维护自己的自由而损害别人的自由,也不会为了显示优美而以牺牲自己的尊严作为代价。

  以上关于“游戏冲动”“审美的人”“第三王国”等问题的论述,构成了席勒审美教育的主要内涵,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解决,即审美教育的“知行”关系。在席勒看来,在“知行”问题上,有各执一端的两种人:一是求知的人,他想的是美德、真理、快乐;一是践行的人,他力图实现美德,追求真理,享受快乐。如果将践行引向求知,在知行合一的境界中以美德代替习俗,以真理代替知识,以快乐代替幸福,这是身体教育和道德教育的职责。但如果更进一步,在知行合一之上进入美的境界,“把多种美变成一种美,这是审美教育的任务”⑨。

  从上述席勒为确立“审美教育”概念而引出的大量思辨和论辩可以归结出这样几点:首先,席勒总是采用“三分法”对相关概念进行分析,如感性冲动/形式冲动/游戏冲动;物质状态/审美状态/道德状态;感性的人/审美的人/理性的人;力量的王国/伦理的王国/审美的王国等等,它们横向构成一种发展过程,纵向构成一种对应关系,纵横交错构成其美育思想的逻辑框架。其次,在此一分为三的逻辑框架中,与审美相关的事项有的是结论性的,有的是过程性的,但无论是结论性的还是过程性的,审美的事项都是最高境界。再次,席勒将审美从其他事项中区分出来、独立出来、超拔出来而加以褒扬和推崇,完全是理想化、理念化的,现实与理想、事物与理念尚悬隔着遥远的距离,这在席勒是非常清楚的:“美的最高理想就是实在与形式尽可能最完美的结合和平衡。但是这种平衡永远只是观念,在现实中是绝对不可能达到的。在现实中,总是一个因素胜过另一个因素而占优势,经验能做到的,至多也是在两个因素之间摇摆,时而实在占优势,时而形式占优势。”⑩有鉴于此,他才设定一个“审美乌托邦”,在远方引领着、召唤着现实前行。这种思想实验,在宗教信仰和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就已做过尝试,而这一做法,恰恰昭示了“审美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最后,席勒的这一做法,赋予了他所提倡的“审美教育”以巨大的历史感,使之显示了“求分化”的时代精神。冯至先生在论及此事时说:“游戏冲动所创造的‘活的形象’是在物质冲动即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即理性冲动之间起着桥梁作用。但是席勒越深入探讨这个处在中间地位的‘桥梁’,这‘桥梁’的中间性就越为减少,它的独立性越为增强。甚至说游戏冲动是人的本性,它有永恒的价值。这样,手段就成为目的了。”(11)其深层动因就是当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欧美学界对于知识领域分科分类表现出巨大的热情,遂使专业分工日益细化,新的学科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而这一大的格局的变动,使得这种求分化、求差异、求独立的风尚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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