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长辈看电视：一种全新的客厅文化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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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电视适老问题不仅是技术层面难题，也制造了“教长辈看电视”等机遇，从而创设新的家庭观看情境。

本期推荐的论文从“智能电视不适老”的矛盾出发，面向家庭中的长辈成员与子辈成员开展质化研究。考察作为家庭沟通情境的“观看”，在提供智能电视适老困境解决方案的同时，如何更进一步地塑造家庭代际关系并生成全新的“客厅文化”想象。

01

引言

自电视普及以来，作为文娱活动的“观看”便持续塑造着一种典型的家庭文化。而数字生态的崛起，则令过去数十年里作为家庭传播重要组成的电视“客厅文化”渐成明日黄花。

相比其他个体参与度高、能动性强的媒介互动形式，电视观看长期以来被视为一种低能动性的媒介接触方式，甚至被认为是老年人的专属。然而，以智能电视为代表的观看技术革新，正不断危及作为技术弱势者的中老年人的观看体验。智能电视的技术壁垒，将诸多以看电视作为重要生活方式的中老年人隔绝在屏幕之外。

新的家庭媒介习惯的生成，势必推进着一种新的家庭文化秩序的建构。

智能电视的普及与其造成的适老性困境，正共同参与型构一种超越传统“客厅文化”的想象，进一步塑造着以“观看”为线索的新型家庭文化秩序构建。

当被赋予多元意涵的“观看”构成一种全新的家庭互动场景，“教长辈看电视”“陪长辈看电视”等作为“智能电视不适老”解决方案的家庭传播实践，以及基于此产生的共同观看、共同讨论等家庭传播效果，一起组成新的家庭观看情境，对家庭场域中的代际互动、情感表达、文化建构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

02

重思“客厅文化”：从电视到

混杂媒介物的家庭观看模式变迁

当视听媒介（技术）变革趋势折射进家庭场景中，家庭观看模式大体形成了从传统电视时代的单屏共看，到互联网兴盛后的多屏各看，再到当前混杂媒介时代多屏联动的变迁轨迹。

当传统“客厅文化”的力量衰落，“观看”实践该如何在今天的家庭传播语境下重新构造自身的媒介文化机制，实现一种新型客厅文化的想象与建构？

（一）线性电视时代：

“单屏共看”凝结的“客厅文化”

在传统线性电视时代，电视观看无疑是家庭沟通的核心场景。

一方面，电视机在物理意义上标志了客厅的空间结构，也在心理意义上框定了家庭共看的文化情境，甚至发挥着联结家庭内部与社会公共生活的通道功能。另一方面，作为线性媒介的电视则设定了家庭内部的时空常规。家庭成员需要根据节目播出表来框定共同看电视的家庭时间。家庭成员通过观看形成的互动增进了彼此更充分的情感连接。

有学者归纳了“双重勾连”的概念来描述电视“家居化”的具体内涵：电视作为物品因其美学和功能属性被纳入家庭生活（第一重勾连），电视作为媒介内容连接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第二重勾连）。

“单屏共看”塑造了传统电视时代家庭观看模式的核心特点，“看电视”作为一种家庭生活方式的地位不断彰显，并由此缔造了“客厅文化”的黄金年代。

（二）“多屏各看”：

“客厅文化”向“卧室文化”的迁移

步入 21 世纪，数字技术的狂飙突进带来“看电视”作为家庭共同生活经验的消解。观看能动性加强、观看时空自主性提升、观看场景离散化分布等变化都进一步塑造着家庭观看文化的新特点。

家庭观看模式从基于客厅的“单屏共看”走向散落卧室的“多屏各看”，即观看设备分散化，观看内容个性化。

“各看”的情境让家庭成员获得更自主、私密的观看体验，在促使家庭观看偏好走向个人化的同时，也削弱了看电视作为家庭文化情境的凝聚力，使得电视时代长辈对子辈观看的掌控力被大幅削弱。

从“单屏共看”向“多屏各看”的迁移，体现出传统“客厅文化”的不彻底解构，一方面是持续为不同家庭成员提供从共视中抽离的个体性观看文化，但另一方面，出于长辈教养、晚辈亲情表达等多重因素，基于“共看”的家庭观看文化也尚未完全消散，进而构造出“分散着共同生活”的独特家庭观看景观。

（三）“多屏联动”：

混杂媒介时代作为家庭沟通情境的观看文化

近年来，随着媒介移动化、智能化、沉浸化趋势的演进，家庭观看行为也得到进一步重塑。一方面，各类视听流媒体平台发展、移动化观看成熟，实现“流动的藏私”。另一方面，智能电视、智能音响等媒介进入家居场景，使得不少观点认为“客厅文化”的复兴有迹可循。

当然，对“客厅文化”的重构而非重返才是面向这种变化的基本逻辑。私人媒介的移动化与家庭媒介的智能化共同构成一种混杂媒介系统：智能电视等家庭视听媒介更多充当家庭活动背景、构造共处情境，私人视听媒介则实质性地提供了观看的内容。家庭成员以“互不打扰的多屏共看”作为共享家庭生活的新形式。

当“观看”的代际权力关系实现倒转，传统电视时代长辈的“长老权力”日益被子辈的“时势权力”所替代，针对于此的数字反哺研究也日渐增多。

这种现象本身也在事实上全面改造了围绕“观看”形成的家庭文化与情感秩序，通过一种全新“客厅文化”的建构形成审视数字时代家庭传播变革的视角。

03

“观看”作为家庭沟通情境的多维意涵

“观看”作为情境（场景）的构造在数字时代的家庭传播中得到更为充分的显影，并反馈出其作为一种复合关系实践的基本脉络。

这也构成了从改善智能电视适老性困境出发的一种家庭文化生产的可持续机制。

尽管“教/学看电视”只是应对“智能电视不适老”的一种过程性操作，但基于这种特殊的“观看”所延伸出的多种家庭沟通情境，却为新型家庭观看文化的再生产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话语资源。

（一）围绕观看设备进入的家庭沟通情境

过去，拥有一台电视既是出于生活需要，也是社会地位的彰显。而在混杂媒介时代，家庭内部潜移默化地形成了出于不同观看需要购置不同类型媒介的选择。是否购买智能电视等观看设备本身构成了一重具有张力的沟通情境。

一方面，子辈家庭成员主要考虑个体化观看需求的满足，也会积极向仍保有大屏共看惯性的长辈积极推荐各类移动观看终端。部分老年人或乐于接纳新兴观看设备，但更多老年人则多少表现出对非大屏观看装置的抵触或畏难心理，子辈购买的设备大多也会被长辈视作一种“领心意”的非主动接纳结果。

另一方面，出于标记“客厅”作为家庭核心场所的方位与属性的家庭布置需要，一部分家庭也会形成购入电视的“共识”。此时智能电视的象征价值远大于使用价值。

（二）围绕观看技术接入的家庭沟通情境

随着新观看设备技术门槛的拔高，围绕观看技术接入的家庭沟通情境的可见度也得到进一步提升。

多数子辈受访者表示，与移动观看技术相比，智能电视等大屏观看技术的接入存在适老化设计不足的问题，从而构造出更为复杂的互动场景。面对智能电视的繁琐构造，长辈在开启电视、连接网络、选择节目内容等各环节都可能遇到阻碍，由此形成子辈“教长辈看电视”的代际交流机遇。

长辈受访者也表示，智能电视时常面临“更新升级”的状况，要想熟练掌握每一次的技术迭代，代际教学行为就不得不时常反复，新旧问题往往交织迭出，进而形成一种周期性的家庭沟通情境。

（三）围绕观看内容选择的家庭沟通情境

在传统电视时代，基于观看内容的互动是“客厅文化”的最主要体现之一，但“遥控器”之争已经鲜少出现在今天的家庭生活中。

面向混杂媒介时代的“观看”，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陪伴意义较之对观看文本的内容意义追求更占据主导。围绕智能电视的“共看”通常是临时性且以亲情联结为主要目标的。在一定程度上，子辈通常具有更为丰富的观看媒介选择，因而会更愿意将大屏观看的选择权让渡给长辈。围绕智能电视适老性矛盾所展开的“帮助长辈选择进入他们想看的内容界面”，也成为加固孝道实践的一种家庭沟通。

（四）围绕观看意义生产的家庭沟通情境

观看媒介的混杂化使得家庭成员的差异化观看习惯得以交融碰撞，关于不同观看模式意义与影响的讨论频现家庭生活之中。

智能电视使用更多呈现出子辈对长辈的“忧虑”。子辈一方面会将看电视视为对老年人“乏味生活”的一种“覆盖”，另一方面也会担忧长辈过分沉溺电视可能造成的健康隐患。对于“大屏观看对长辈的生活影响”的讨论过于频繁也成为了从家庭沟通层面无法彻底解决“智能电视不适老”问题的一种主要托辞。

（五）围绕“混杂观看”框定的家庭沟通情境

“观看”作为一种高度情境性的媒介机制，本身就可以框定家庭共视的文化场景。

一部分家庭仍有意识地维持家庭共视习惯，以此作为家庭成员间的一种情感联结机制。但这样的共视习惯早已全然不同于传统电视时代自然促成家庭成员的生活连接，更多地只能充当一种“生活背景”。总体上标志着心理意义上家庭成员的“共在”与家庭生活的“在场”。

因为这种互动场景的不牢固性，应对“智能电视不适老”的相关代际沟通举措，便也成为锚定上述“混杂观看”行为的一种常规理由或者机制。只要长辈的大屏观看需求仍然存在，那么出于解决长辈观看矛盾的沟通情境的合理性就会得到确认并实现延续。

04

“观看”与代际关系构造：技术优势

与孝道实践博弈下的“场景化平等”

“观看”创设了多元的家庭沟通情境，也更深层次地勾画出家庭代际关系的全新特点。

当前“观看”构造出的家庭代际关系反馈出一组核心矛盾：子辈通常掌握观看技术优势，但出于孝道心理会象征性地收拢这种优势以顺应长辈的观看需求，通过“教长辈看电视”等形式来维持“陪长辈看电视”的家庭生活习惯，借此实现“观看”在家庭层面的平等性；长辈通常掌握家庭生活的权威性地位，但由于技术失势而不得不“倚仗”子辈实现观看技术接入，因而也需要让渡一定的家庭权威以提升“观看”作用于家庭情感维系的有效性。

在这组矛盾关系中，一种看似“双向平等”的代际关系得以生成，但这实质上又是高度场景化、语境化的，甚至会因为附加条件的过多纳入而生发出某些负面的关系结构。

（一）“以退为进”的权力置换

对多数受访者而言，与观看有关的代际互动并未颠覆中国家庭关系构造的传统规范，而是通过“以退为进”的权力置换，长辈的权威确认与子辈的孝道实践及价值感确认实现更进一步的耦合，促使家庭代际关系走向一种全新的平衡。

在面对“智能电视不适老”等问题时，子辈的“观看反哺”恰恰是家长权威的一种印证。长辈在面对观看困境时会通过适当的权力让渡来规避在心理上成为技术弱势者的风险，甚至有可能通过“观看反哺”反向确认自身作为家长的隐形权威。

对子辈家庭成员而言，与“观看”有关的代际互动也被内化成一种孝道实践，子辈对自身作为技术优势者的认同，同样被置换成践行孝道的某种责任话语，进而实现对于在代际身份上无法理解长辈观看习惯及其观看学习能力的技术优越感的一定遮蔽。

以“教长辈看电视”促“陪长辈看电视”，能使子辈感受到自我价值的实现。这种自我价值的实现感是复杂的，主要表现为通过“观看反哺”突出个人价值。子辈可能因为这种“反哺”行为短暂地打破家庭中的家长权威，实现自身成为“有能力的大人”的形象蜕变。子辈也可能在与长辈的教学过程中因为成功地展示自身审美取向、实现与长辈的趣缘联结而获得更强烈的满足感。

这种平衡带有极强的场景适应性特征，借由“观看”的名义，家庭成员获得了一种安全、自然且舒适的沟通情境，但一旦情境失效，上述平衡也面临被打破的极大风险。

（二）“心照不宣”的情感联结

家庭成员也可能在观看情境中实现不同代际间亲情实践的有机对接，即长辈与子辈有意识地通过“观看”来表达对对方的情感。

例如，部分子辈会自觉地将帮助长辈获得更好的观看体验视作无法长期陪伴长辈的一种补偿，减轻缺席于孝道实践的愧疚感。对部分长辈而言，观看困境则成为一种“想见你的借口”，甚至主动示弱”来令子辈感受获得成就感，创造更多与子辈实现自然化互动的情境，转化自己的亲情需求。

在多数家庭中，无论是长辈对子辈的感谢、还是子辈对长辈的报答，大都通过一种“心照不宣”的表达加以连接。这种“心照不宣”使得子辈与长辈均能收获内心的满足与价值感，避免了通过言语表达可能造成的尴尬气氛。这也侧面体现了中国家庭传播重视含蓄、内敛的特征，观看的情境恰好为上述文化中的情感联结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表达机会。

（三）“聚沙成塔”的心理失衡

当然，“观看”也并不总是为家庭代际关系互动创造正面的情感表达场景。

观看技术的繁琐、观看兴趣的众口难调、讨论时的话不投机等因素，也可能让代际关系走向失衡。

部分老年人有着强烈的抵抗学习心理，其一方面或来自反复学习但仍未掌握的挫败感，另一方面也可能受到因为权力置换不自洽导致家庭权威异常移位进而带来的“面子因素”影响。部分长久独居的老人存在比较强烈的不确定心理，子辈的“观看反哺”反而会加深其心中的亏欠感。

对子辈而言，反复教学而未有成效、或者未得到任何正向情感反馈，则有可能感到极大的挫败感。极端的情况是，当观看困境被反复挪用为长辈见子辈的借口，就可能失去创造代际情感表达机遇的效力。

05

“观看”与新型客厅文化建构：

流动中的家庭生活“保留地”

家庭观看沟通表现出了塑造家庭代际关系和整合新型家庭文化的充分潜力。一种新型客厅文化的想象与建构正呼之欲出：作为家庭沟通情境的“观看”不断塑造出一方流动中的家庭生活的“保留地”，并带着鲜明的妥协性、流动性与复合性等特点。对这种新型客厅文化的审视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数字时代的家庭传播。

（一）妥协性：

代际关系对“观看”的双向退让

为达成“观看”的共在性，长辈与子辈之间常常会默契地寻求某种双向“妥协”。

在选择看电视的内容时，子辈一般会向长辈的观看习惯倾斜，年轻人普遍认同看电视是老年人比较有忠诚度的文化娱乐形式。即便对于自己不感兴趣的内容，他们也会说服自己去接受。

在观看过程中，许多子辈也有意识地去开展让老人感到舒适的互动与讨论，通过这种“妥协”促成更为理想的代际亲情联结。

以解决智能电视适老困境过程中的广告干预问题为例：对于这些“防不胜防”的智能电视内嵌广告，相比告知广告可能存在的虚假性，许多子辈则愿意投入更多精力教给长辈如何屏蔽各类广告的技术使用，以规避长辈盲目跟随广告而做出的错误判断。

有意思的是，长辈也普遍认为自己在“观看”的诸种实践中为晚辈寻求着某种“妥协”。很多长辈会不自觉地让渡自己的观看偏好以成就他们眼中的“天伦之乐”。

（二）流动性：来去自如的家庭“公共空间”

今天的家庭观看更多强调的是一种家庭共在心理空间的塑造。以智能电视、手机、平板等共同组成的家庭观看设备被构造为一种家庭生活的“公共空间”，不再需要哪一种观看技术统合一个家庭的观看需求，这同样也是“智能电视不适老”在家庭层面无法得到彻底解决的原因。

“观看”在家庭生活中塑造出流动的公私界限：当戴上耳机、小屏独看时，“观看”属于私人活动；而当声音外放、画面共享，尤其在使用大屏媒介播放内容时，“观看”则塑造出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公共空间，为家庭成员从私人时间中抽离、进入“家庭生活”时间提供契机。

（三）复合性：

“老人看电视、小孩玩手机”的混杂媒介系统

从“教长辈看电视”出发，当前的观看文化也令人们看到其呈现出的高度混杂性特征：“观看”只限定了家庭成员的共在，但并未限制个体的具体媒介使用情况，“一边教（陪）老人看电视，一边玩手机”的多媒介共治现象正变得越发普遍。

尽管在物理空间意义上还存在代际共看行为，但很多子辈实际上会频繁使用手机来满足个体化的审美需求。长辈对这种身体共在、精神漫游的境地大多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以维护物理空间意义上“客厅共看”的美好景象。

06

余论

数字时代的家庭观看文化建构毫无疑问提供了理解家庭传播变迁的一重具体视角，也体现着研究层面的现实价值。

这项研究也提醒我们进一步去思考媒介演进趋势对家庭文化影响的核心逻辑，即个性化媒介技术所带来的私密化观看与有利于家庭成员亲情联结的共同观看之间的矛盾。

时至今日，面对日益狂飙突进的智能化媒介，“家庭”这一尺度则为我们思考媒介对人、对人的社会关系的意义提供了更充分的想象空间。当我们在反思家庭文化如何适应媒介演进趋势而不断形变的同时，也需不断探索个体需求与家庭文化情感联结需求如何能更好地借助新的媒介技术实现双赢。

作者介绍

何天平：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蒋贤成：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内容有删改和编辑，原标题《以“教长辈看电视”之名：作为沟通情境的“观看”与新型客厅文化构建》，原载于《新闻与写作》2023年第8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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