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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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姑”是闽南带发出家奉佛女众的俗称。闽南人把茹素称为“吃菜”、“持斋”。“斋”、“菜”闽南语音相近，又因素食以植物菜蔬为主，故以“菜”为主称。闽南将持斋奉佛称为“吃菜”，进而又把“吃菜”的男女佛教居士尊称为“菜叔”、“菜姆”，并把终生不嫁带发出家的女子统称“菜姑”。

　　汉传佛教规则，凡女子出家都要削除青丝，以示舍爱绝俗，清除一切烦恼，终身奉佛。而菜姑却是“已断尘缘求解脱，犹盘云髻入空门”，为闽南独具一格的非尼非俗的佛门出家女子。

　　由于带发出家，不合佛门规制，其出家规仪只是投拜一比丘僧（尼），履行皈依三宝仪式，并接受《梵网戒》和《菩萨戒》，便进住寺院，缁衣素食，终身奉佛净修。

　　20世纪20—30年代间，有些初到闽南地区的大德法师，如弘一、太虚诸大师，乍见非尼非俗的菜姑住持寺院，大为疑惑不解，后经考察，发现所有住寺菜姑，均能自觉恪守佛门清规，如法如仪地修禅学道。弘一大师曾经亲临号称“女众丛林”的泉州朵莲寺考察，发现住寺菜姑群体，不仅一如住寺僧尼，坚持上殿过堂，朝夕课诵打坐，还能坚持农禅生活，自耕自食，劳动所余，则赡养一批孤寡老人及残疾弃婴儿童，因而大加赞赏，并与当地法师研究，欲以佛教弟子法称为俗称“菜姑”正名。

　　民国二十二年（1933）冬，弘一大师曾为“梵行清信女”正名，并起草《梵行清信女讲习会缘起》：

　　“南闽无比丘尼，常人谓为憾事，宁知是固非佛意耶？律谓女人出家，佛本不许，以若度者，正法减半。其后便自剃度发，阿难尊者三请，佛令依八敬法，乃许出家。像季以还，尼行八敬法者，殆所罕闻，乖违佛制，摧坏大法。南闽无比丘尼，非憾事也。

　　南闽女众习佛法者，恒受三皈五戒，为清信女。亦有并断正淫者，别居精舍，有如僧寺，俗云菜堂，称女众曰菜姑。其贞节苦行，精勤课诵，视比丘尼殆有过之。所缺憾者，佛法大纲罕能调解，文字知识犹有未足耳。

　　昔年性愿老人深鉴于是，颇欲集诸女众，施以诲导，乃助缘不具，卒未成就。癸酉（1933年）岁晚，余来月台（泉州承天寺）随喜佛七法会，复为大众商榷斯事。承会泉、转尘二长老欢喜赞叹，乐为倡助，并嘱不慧为出规则，以资率循。爰据所见，粗陈其概，未能详尽耳。”

　　闽南佛教“菜姑”群体的形式与发展有其深远的社会历史根源。唐宋以来，佛教即在闽南地区盛行，其中女众信徒特多，更有一大批长斋奉佛的女教徒。但在众多的女教徒中绝少有落发出家的尼僧，出现这一奇特现象与闽南地区崇尚儒家伦理道德，推行封建礼教有密切关系。闽南的漳、泉二州，向来有“朱子（熹）过化、礼义之邦”的称誉。自南宋以迄明清，数百年来，朱子的《易》、《理》之学盛传不衰。朱熹在初任同安主簿时就极力反对女子出家为尼，提出“民欲为僧尼者，禁之”。其后在任漳州知州时，更是一再严申禁止女子落发出家。从此以后，代代相传，形成风气，把女子落发出家，视为违背伦理道德伤风败俗的悖逆行为。因此，数百年来在闽南一带，几乎见不到有女子削发为尼的记录。

　　然而，封建礼教虽禁止女子落发出家，但又鼓励妇女苦守清节，长斋奉佛。如明代同安进士陈健曾建西园（佛）院供其寡妹留发出家净修。清末武状元黄培松，晚年也曾为其二夫人善室和寡媳莲辉建正心堂，让其离家奉佛。民国初年，泉州举人曾遒为其守寡的外孙女建造慎斋堂住修奉佛，后来慎斋堂成为菜姑共住的道场。诸如上述儒仕名宦之家自建佛堂供其女眷离家奉佛的例子，在闽南地区随处可见，其中最典型的是同安灌口鼎尾村的大德堂。

　　明遗臣黄其晟，为其寡女四小姐于前岩建“安福院”。后将府第改为斋堂称大德堂，由其家族出家菜姑住持。

　　民国初年，同安莲花白沙仑民军旅长叶定国为其妻晚年长斋奉佛特建佛心堂供其住修，后改佛心寺。

　　将家居的佛堂献为斋堂，厦门本岛也不乏其例，如普愿堂，原为在家女居士宋妹姑于居家楼上自创的佛堂，民国三十二年（1943），宋妹姑典卖居屋，斋堂迁建靖山路，仍以“普愿堂”为名，并成为佛教菜姑共住的道场。

　　从在家女居士的自设佛堂或另建佛堂精舍与家人隔开，独自净居清修的不离家的“出家”，至邀集女教友合住共修，以至将自建的佛舍堂宇献为清修女教徒集体梵修的场所，为闽南向来绝少出家女众提供带发修行的依止之所。

　　闽南“菜姑”群体的形成和发展，首先是闽南广大妇女挣脱封建礼教重重压迫，进入空门，终生奉佛，把带发出家视为脱离苦海，追求自我解脱的唯一出路。

　　据对20多位中老年菜姑的身世进行侧面了解，其中约三分之一是早年丧偶而不容再嫁或不愿再嫁的青年寡妇；另一部分是倍受家庭酷虐的童养媳和婢女；再有些是在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下受尽折磨的妇女。在20多位菜姑中，惠安东部沿海地区的妇女约占一半以上，惠东地区陋俗，女子成婚后要长住娘家，只有在特定的节日才能在夫家过夜，有的甚至结婚十几年还不认识自己配偶的真面目。要等到身怀六甲才允许回夫家长住。有些晚育和不育的妇女就只能长住甚至老死在娘家，不能与丈夫过正常的夫妻生活。

　　惠东妇女素以勤劳能干著称，她们不论在夫家和娘家，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除操理一切家务外，对一些本应男人干的重活，如开山种地以及讨海、捕虾、夯土建屋等也都由女子承担。

　　这些精神上、体力上倍受摧残的惠东妇女，解放前因无法忍受苦难的现实生活折磨，往往成群结伴集体投海自杀以求解脱。近代以来，随女子带发出家风气的形成，于是带发出家终生奉佛成为封建礼教重压下惠东妇女追求解脱的另一出路。

　　据不完全统计，厦门地区中老年出家住寺菜姑中，惠东籍约占70%以上。

　　上述倍受生活折磨的妇女一旦皈依佛门出家，都能严守佛门清规，专诚奉佛，厉行苦修，并能勤苦劳动，坚持农禅生活，同时以生活节余广行善事。

　　厦门菜姑，住居郊野山寺的以农耕为生，如甘露寺、寿山岩、进明寺等；住居城区寺堂，或做手工副业或为人打工收入，如海月堂、西方堂、妙法林等，源德堂的菜姑，还曾以替人洗衣服维持生活。20世纪50年代初，以妙清寺和太平岩寺的菜姑为主，发起创办“联友”和“群华”纺织厂，织造毛巾、袜子等产品，容纳50多位菜姑，生产自给。

　　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厦门辟为经济特区，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佛教信徒大量增加，海内外善信往来频繁，这些因素促使佛教寺院经济生活发生重大变化，一些居于城镇市区的菜姑住寺大都香火兴旺，收入较为充裕；一些菜姑寺院还适应信众的要求，举办各种类型的法会等宗教活动，以增加收入。过惯清苦生活的中老年菜姑，都将生活节余的储蓄用于寺院建设。如同安承汉阁老菜姑韭菜姑，将自己多年来一点一滴个人储蓄用于重修“文化大革命”中被破坏的殿堂。集美寿石岩落发出家的常海尼师也是将自己历年生活节余和向亲友借贷一砖一石陆续兴建寿石岩，并带领女众开山种地，卖菜维持苦修生活。还有一些较大规模的菜姑住寺除了利用生活节余的储蓄之外，还得到海内外善信的捐施，对寺院进行较大规模的重修扩建。如同安梅山寺，厦门本岛妙清寺、甘露寺、弥陀寺等等。此外，另有一些居住小堂院的中老年菜姑，平日香客稀少，又无其他经济来源，至今仍过着清苦净修的生活。如延寿堂、印（应）月堂、净莲堂等等。

　　厦门地区的菜姑，大部分来自农村的劳动妇女，她们具有闽南农民朴素、勤劳、诚信等优良品质，大多数文化素质偏低。据1955年对147位菜姑的调查统计，其中文盲半文盲（初小程度）达125人，文化程度最高的是初中水平，仅9人。由于文化程度偏低，对正信佛教和佛学理论的接受能力差，往往把正信佛教活动同杂神迷信活动搅混在一起，有些菜姑挂着佛教徒的名号住持神庙，宣扬鬼神迷信，当外道神教一度在厦门盛行时，有部分菜姑不自觉地被拉入神坛参与活动。但是，这些菜姑因有坚定佛教信仰，迷途归返，后来还把外道斋姑引入佛门。

　　由于菜姑文化偏低，佛教界有些善知识对提高菜姑的文化水平和正信佛教的理念十分重视。性愿和尚，一向对菜姑教育甚为关怀，民国三十七年（1948），倡议设立专门学校，吸收菜姑入学，对她们进行文化知识和佛学知识教育，提高她们的文化素质和佛学修养，并主动承担全部经费，委托其皈依弟子陈珍珍负责。经过一番筹备，闽南第一所为佛教菜姑设立的“觉华女子佛学苑”，终于在厦门太平岩创办起来，并开始招生，由陈珍珍总理校务，并亲自授课。陈珍珍原为泉州培英女子中学和开元儿童教养院教师，知识渊博，修持严谨，对佛学深有研究。她虽不出家，但终身不嫁，为弘扬佛法、培育佛教人才奉献毕生精力。80年代以来，仍以古稀之年为创办泉州佛学苑奔忙不息，她的高行崇德，深得广大学员的尊崇，也受到海内外佛教界高度的评价。受她教育培养出来的女众学员，毕业后大都成佛教界的人才。

　　80年代以来，对于新吸收出家菜姑的文化程度要求比较严格，出家后大都送往闽南佛学院或泉州佛学苑就学，菜姑的文化素质和佛学水平均有显著的提高。据厦门佛教协会1992年调查资料统计，在24位中青年菜姑中，有大专文化程度3人，中等文化水平的16人，小学程度5人，在新的一代菜姑中，已不再有文盲的存在。

　　作为闽南佛教新型的“菜姑”群体的形成和发展十分缓慢，直到清末民初才有较大的发展，并开始得到佛教社会的认可和重视。据30年代初，“思明（厦门）佛教会”的资料统计，当时厦门岛内有8所菜姑的住寺，住堂菜姑总数21人。

　　30年代是厦门地区出家菜姑发展兴盛的时期。其原因：首先是社会上反对女众出家的风气已经转变，出家菜姑得到佛教社会的认可和支持；其次，是厦门佛教界开展“佛化运动”，开展正信佛教的宣传活动，促使许多外教斋堂菜姑皈依佛教，并带动一些外教信女出家。此时，在厦门已开始出现菜姑向社会募资兴建佛堂。如20世纪30年代初菜姑胡性清等，募建净莲堂；妙香姑募建妙香林；陈妙卿开建妙清寺。至民国二十八年（1939），厦门岛己有菜姑住持的寺、堂19所，菜姑80多人。抗战胜利后，出家菜姑和菜姑住寺又有较大的发展，至50年代初统计，全市有菜姑住持的寺、堂31所，菜姑总数159人，大大超过当时全市出家僧人的住寺数（僧寺21座，住僧总数77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厦门本岛佛教寺院住众情况略有变化。1955年统计，住僧寺院从原来的21座降剩14座，住僧也从77人降至60人。菜姑住寺从原来的31座增至35座，但人数却从159人降至147人，其中有些原来住僧的寺岩改由菜姑住持，如太平岩、寿山岩、鸿山寺等。时同安为县级建制，故未统计在内。

　　1958年以后，经过并寺，菜姑人数锐减，及至“文化大革命”中，大部分被遣送回籍，自谋生路。

　　80年代以来，国家全面落实宗教政策，部分被遣回籍的中老年菜姑又复归佛门，重兴斋堂、寺院，并新吸收部分女众出家。

文字来源：《厦门佛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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