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洪言：当时间成为消费资本，解码有闲社会的经济新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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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见领袖 | 薛洪言

　　在成都的茶馆里，退休教师王阿姨正和老友们计划一场文物修复主题的研学旅行；长沙的街头，刚结束兼职的00后小李在剧本杀店门口排队——这两个看似无关的场景，共同勾勒出中国社会的新图景：有闲阶层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崛起。

　　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中“炫耀性消费”的经典批判，到当代“时间宽裕但收入下降”的群体特征，有闲阶层的内涵已悄然重构。当中国经济从“生产驱动”转向“消费驱动”，这一群体既是激活内需的“经济湿地”，也是时间价值异化的矛盾焦点。他们的消费选择，既可能孵化出泡泡玛特、村超等新消费形态，也可能陷入“低技能-低消费”的恶性循环。

　　如何在“有闲”中挖掘“优闲”，在“时间冗余”中创造“价值增量”，成为解码中国消费升级的关键命题。

　　有闲阶层：消费升级的动能与时间价值的异化困境

　　有闲阶层的出现，本质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自然刻度”。正如柏拉图所言“闲暇是人生的精华”，当一个社会的物质财富积累到足够水平，人们得以从生存性劳动中抽离，“自由时间”便与“自由现金流”共同构成新的经济变量。这种“双重自由”，恰是消费升级的核心动能——收入决定消费的“支付能力”，时间则决定消费的“实现可能”。

　　未来十年，中国将迎来史上最大规模的“有闲人群潮”，一边是数量庞大的就业不足的年轻人，一边是每年超2000万人步入退休年龄（1962-1975年“婴儿潮”期间出生人口总量约3.53亿，年均2521万人）。这两大群体的共同特征是“时间宽裕但收入下降”：年轻人因岗位不足主动“慢就业”，退休人员因养老金替代率（全国平均45%左右）收入缩水过半。

　　当“时间变得便宜”遇上“收入明显下降”，中国消费结构正经历剧烈重构：重资产的房产、汽车消费收缩，轻资产的奶茶、电影、演出、户外等“时间耗散型”消费崛起。

　　这种转变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轻型消费的繁荣能吸纳就业、激活内需，但也隐含通缩风险——当时间的“机会成本”降低，人们更倾向于“用时间换金钱”，导致劳动力价格下行；当收入预期走弱，“预防性储蓄”增加，有效需求不足将长期存在。

　　一方面，有闲阶层依然是消费升级的“内生动力”。在宏观经济循环中，他们更像一块“经济湿地”：当房地产深度调整、外部需求收缩等冲击袭来时，富裕的有闲者购买奢侈品、豪车，拉动高端消费；收入下降的有闲者转向奶茶、剧本杀、短途游，激活下沉市场。

　　成都、长沙的消费繁荣，贵州村超、淄博烧烤的现象级热潮，无不是有闲群体的时间与需求集聚后，对消费市场的“精准滴灌”。更重要的是，有闲阶层的“无用之用”——他们对艺术创作的投入、对基础研究的好奇、对小众文化的探索，往往成为新消费场景的“孵化器”。从泡泡玛特的盲盒经济到蜜雪冰城的“平价快乐”，从老铺黄金的国潮复兴到户外露营的全民热潮，这些消费独角兽的崛起，背后都站着一群“有时间为热爱付费”的有闲者。

　　另一方面，当“时间宽裕”与“收入下降”成为有闲阶层的共同特征，时间的价值正在经历深刻异化。

　　生产性时间贬值首当其冲：失业青年本应用于技能提升的时间，被廉价娱乐（如日均5小时刷短视频、沉迷游戏）吞噬，形成“时间贫困陷阱”——充裕的闲暇不仅未能转化为人力资本，反而加剧了技能折损。

　　象征性时间通胀紧随其后：退休群体跳华尔兹、听演唱会等“炫耀性有闲”行为，因脱离生产体系而丧失传统的社会地位象征意义，沦为鲍德里亚笔下“无所指的消费符号”。

　　更严峻的是创造性时间挤压：按照《百岁人生》描绘的图景，长寿时代本应释放的“学习、艺术”等创造性时间，被两类群体的生存焦虑吞噬——青年人忙于零工谋生，老年人困于医疗储备，无形资产的积累陷入停滞。

　　当时间无法有效转化为技能或创新，反而成为廉价消费品，社会将陷入“低技能-低收入-低消费”的恶性循环。换言之，上述时间价值的异化会直接动摇工业社会的根基。

　　有闲群体的分野：制度性闲暇与被迫剩余

　　凡勃伦笔下的“炫耀性消费”，在当代中国呈现出更复杂的面貌。这种复杂性，本质源于有闲群体的本质分野——退休群体的“制度性闲暇”与失业青年的“被迫剩余”，其差异远超年龄，更在于时间来源的合法性与社会意义的赋予。

　　退休群体的闲暇被默认为“earnedleisure”（挣得的闲暇），是养老金制度授予的“人生奖章”。他们的消费逻辑延续着中产生活审美：3万元欧洲游的“代理消费”不仅是自我满足，更是通过资助子女购房、孙辈教育确立家庭权威；跳广场舞、上老年大学的“第二人生”追求，本质上承接了凡勃伦所说的“代理有闲”功能——用时间证明一生的劳动价值。

　　而失业青年的闲暇则被贴上“社会冗余”的标签，是市场排斥的“剩余标签”。他们的消费逻辑是防御性的：用盲盒收集替代奢侈品，通过汉服圈、电竞社群的“亚文化圈层”重建归属感；当越来越多的青年认为“学习无法改变命运”，其廉价娱乐中的“炫耀性有闲”（如炫耀游戏战绩），不过是对“非生产性人口”道德指责的无力反抗。

　　这种分野的根源，是工业社会“劳动荣誉观”的解体。退休者的闲暇被社会默认“正当”，其消费行为能获得传统价值体系的包容；而失业青年的闲暇则被视为“越轨”，其任何脱离生产的行为都可能引发“寄生虫”的批判。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批判的“非生产性人口”困境，在当代以更隐蔽的方式重演——当青年的时间无法被劳动市场“定价”，他们的消费行为便失去了社会认同的锚点。

　　破解困局，需超越传统经济政策，从时间价值重构和群体差异响应入手。唯有将闲置时间重新锚定为生产要素，才能避免社会福利系统崩解。

　　其一，建立“时间银行”的跨代循环。瑞士模式证明：青年人为老人提供养老服务积累“时间积分”，未来可兑换为自身养老支持。这使青年人的过剩时间转化为“生产性资产”，退休群体的需求则成为“时间定价”的锚点，形成代际闭环。

　　其二，发展分层的银发经济。针对退休群体的“创造性闲暇”需求，高端市场可推出定制研学旅（如文物修复主题游）满足文化实现需求；普惠市场可构建社区“技能交换站”（厨师教烘焙、教师授诗词），激活其生产本能，这与日本“1厘米宽1万米深”的银发经济模式形成呼应。

　　其三，创造青年闲暇的“转化接口”。近年来，各地陆续出台新业态从业者社保管理办法，通过打破劳动关系壁垒、创新缴费机制、强化平台责任等，为超2亿灵活就业者构建起“兜底有保障、选择有弹性、服务有温度”的社保体系。未来需进一步优化补贴政策、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覆盖面，并推动平台与社保系统深度融合，让新业态从业者真正实现“劳有所保、保有所依”。

　　有闲社会的消费升级与内循环新逻辑

　　有闲社会的深度演进，正以“时间要素”为杠杆，撬动我国消费升级的底层逻辑重构，并为经济内循环注入更具韧性的新动能——这种影响远超“消费规模扩张”的表层，而是触及“生产-消费”关系的再平衡与社会资本的再生。

　　当“时间宽裕”从个体选择演变为社会常态，消费行为的本质正在从“商品占有”转向“价值共创”。退休群体参与的文化体验、青年群体投入的社交场景，不再是单向的消费行为，而是通过“时间投入”与供给端形成互动：消费者的体验反馈直接影响产品设计，参与过程本身成为价值再生产的一环。这种“消费即生产”的模式，使有闲群体从市场末端的“需求者”跃升为价值链条的“参与者”，其“时间支出”开始直接转化为经济价值的增量。

　　这种转变对内循环的重塑，集中体现在“需求-供给”匹配效率的提升上。传统工业社会依赖“规模经济”满足标准化需求，而有闲社会的“时间消费”天然带有“长尾特征”——小众需求通过平台经济的“数据中介”快速传导至生产端，推动供给侧从“批量制造”转向“精准定制”。需求与供给的精准对接，不仅降低了传统制造业的库存风险，更推动中国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深耕”转型，成为内循环中最具活力的增长极。

　　更深刻的影响在于社会资本的积累与释放。有闲群体的“非生产性时间”正转化为“社会连接资本”：知识经验的代际传递、文化创意的跨界融合，构建起更紧密的社会信任网络与文化认同。这种资本的增值，使内循环超越“商品流动”层面，演变为“信任、文化、资源”的多维度循环，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更可持续的支撑。

　　当然，这种转型也暗含挑战：当大量时间涌入“轻消费”领域，长周期价值领域的投入可能被稀释；当青年群体的闲暇过度用于低质娱乐，人力资本积累将面临断层风险。但有闲社会的真正潜力，恰在于其“时间弹性”——当每一分钟的闲暇都成为连接个体与社会的桥梁，消费升级便不再是“买更多”，而是“创造更多”；内循环也不再是“转得更快”，而是“转得更有意义”。这或许才是有闲社会最深刻的经济启示：时间，终将成为丈量文明的新尺度。

　　结语：从有闲社会到优闲社会的文明跨越

　　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揭示的“炫耀性消费”逻辑，在当代中国呈现出更复杂的面貌——它不再是财富的证明，更是时间价值重构的缩影。当每年超2000万有闲人口的时间从“生产要素”异化为“廉价消费品”，我们面临的不仅是消费结构的调整，更是文明范式的转型。

　　破解困局的关键，在于将“时间宽裕”转化为“时间资本”。“时间银行”的代际循环、银发经济的分层创新、青年闲暇的制度赋能，这些探索不仅是经济政策的调整，更是对“劳动荣誉观”的重新定义——闲暇不再是“非生产性”的标签，而是可以流动、交换、增值的社会财富。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闲暇是哲学与艺术的母亲。”当退休者的经验在社区学堂传递，当青年的创意在互助养老中萌芽，当每一分钟的闲暇都能成为连接代际、创造价值的桥梁，我们方能真正实现从“有闲社会”到“优闲社会”的跨越。这或许才是消费升级最深刻的意义——不是追逐更多的商品，而是让每个人的时间，都成为尊严与文明的注脚。

　　(本文作者介绍：星图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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