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铁笼“Iron cage”文本解读

社会阶层理论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 #生活知识# #社会生活# #社会阶层研究#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铁笼“Iron cage”文本解读

    近代资本主义的合理化问题一直是市场经济发展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如何获得应有的正当性，如何建立自己的存在逻辑，便成为了那个时代社会思想家所要思维焦点之一。马克斯.韦伯的学术核心便在此。他对文明史、经济史的研究，以及对世界各大宗教的研究，都以此问题展开，并力图去说明、阐释它。在他的经典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下简称<新教>）中，通过考察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亲和性”关系，提出宗教改革以来，新教“天职观”对近代资本主义产生的理性化及其要求的合理分工，合理谋利。克尽职守，勤俭守时等个人素质的形成所发挥的巨大影响。从社会心态和宗教观念出发，寻找近代资本主义在西欧发展的原因。而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现状是，经济理性普遍化的过程中，传统的宗教布道被工具，精确计算，复式簿技术所取代。物质，金钱，欲望被目的化。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恰是成了人类自身而无法摆脱的牢笼。过去响应上帝感召为天职的人们沦为“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的喟然一叹。

    马克斯.韦伯并非没有看到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在获得其合理性和伦理规范性后蓬勃发展的场景。恰恰相反，他所处的时代，近代资本主义快速崛起，机器大工业生产欣欣向荣，工业化，城市化，似乎布满了资本理应到达的每个角落。市场经济的道德伦理，经济秩序正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决定着降生于这一机制中的每一人的生活。。。会一直持续到人类烧光最后一吨煤的时刻”。正是基于此，韦伯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并非如先前那样“秩序井然，个人都为救赎自己而热忱工作者”，而认为经济秩序行走下的命运却注定将变成一只铁的牢笼。“个人也根本不会再试图找什么理由辩护”，而只具有“体育竞争式的特征了”。应该说对韦伯《新教》中“铁笼”的文本解读可以帮助理清他在论证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的研究逻辑与方法论关系，亦可从其内容层面上缕析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在其获得合理性及其正当性后的预演，给我们一些启发。

 一、“铁笼”的形成及由来

    韦伯开篇便阐释了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概念，他认为这种今生必须具备“富兰克林式精神”描述那样人人承担“诚实交易”，“信守承诺”，“守时刻苦”等义务责任，并以刻苦、勤奋、忠诚的态度对待自己的职业。而非那种利用特权、与政治权利勾结，不合理的投机或甚至不择手段追求物质财富的谋利欲。接着他指出这种经济观并没有式财富得以扩张的可能性，追求过多财富则不是进取，而是贪婪。而贪婪被认为是一种不可救赎的罪恶。于是这种寻求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便安然的落在了新教伦理的分析上。

    在《新教》一书中，韦伯分析比较了天主教、路德教、加尔文教、清教几者的教义和宗教观，阐明了路德教“天职观”即“上帝赋予的一种终生任务，一种确定的工作领域”与世俗生活对于财富追逐的可能结合性。加尔文教“入世禁欲主义”的详细分析则把宗教个人对于经济伦理的建设和形成带上了“亲和性”。由“预定论”出发，“上帝不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相反，人类的存在完全是为了上帝。一切造物，只有一个生存意义，即服务于上帝的荣耀与最高权威”。“被选召的基督徒在尘世的唯一任务就是尽最大可能的服从上帝的圣戒”。职业劳动便由于被作为选择的证明而世俗化，客观化，非人格化。宗教伦理与现世的生活体系——资本主义精神天然的联系起来了。

    新教伦理倡导的部分生活方式合理的催生了资本足以发展所需的有益成分——节俭生活，勤奋工作，讲求信用（贵格会精神），合理谋利。然而出乎韦伯意料之外的是，先前由宗教伦理阐发而来的“精神”在现世出现了异化，理性的侵蚀，专业分工的形成，财富由被创造而具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财富的最求趋于和纯粹世俗情欲”关联起来了。利润的追求被精确公式计算着，毫无节制的消费刺破了原本严肃的生活态度和心灵充实感。“机械工具和经济秩序”似乎控制了生活的每个角落，牢笼式的生活便无形地降临到了这个原本“规范有序”的资本主义世界。

二、“铁笼”“Iron cage”本义疏解

   “铁笼”“Iron cage”在文本中出现的次数并不多，多集中在文本的末章。韦伯通过先前几章阐述了新教伦理如何别选择，并与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结合的理论逻辑，从中找出了支撑其发展的市场经济伦理和道德支柱。令其痛苦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早已抛弃了那些赖以支撑的个人品质、精神和社会责任感。高度理性化的世俗生活必然导致与新教伦理下规范生活完全相反的客观后果。从文本中可以分析：

    1.“我们的工作则是出于被迫”，原先工作、一切职业劳动是为了证明“自己是被上帝选择”的，于是听从“神的召唤”，恪守信义，勤奋守时，而在世俗职业中努力克尽天职，从而获得“超度”。工作“被迫”，是得“意愿”成为了一种强使。

    2.“这种经济秩序现在却深受机器生产技术和经济条件的制约”，这种秩序和条件“正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决定着降生于这一机制之中的每一个人的生活。”并会“持续到烧光最后一吨煤的时刻”。技术和工具理性获得了一种不可遏制的力量，打破了原有秩序井然的市场诉求，支配着社会的资源。

    3.“物质产品对人类的生存就开始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这种力量不断增长，且不屈不挠。”财富曾是人们荣耀上帝的将整，却反诸成为了一种控制手段，让人无法摆脱。

    4.“财富的追求一杯剥除了且原有的宗教和伦理涵义，而趋于和纯粹世俗情欲相关联。”而纯粹世俗在韦伯的文本中即是那些并不属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利用特权，与政治权利勾结，不合理投机追求财富，一味追求物质享受，随心所欲的纵欲者”。“天职责任的观念，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像死去的宗教信仰一样，只是幽灵般地徘徊者。”宗教是得伦理经济观被世俗情欲取代，恰是韦伯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担心。

    5.“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他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韦伯在总结预测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景时，就留下了很多疑问和困惑“没有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铁笼里生活；没人知道在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思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由在某种走法的妄自尊大情绪的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式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铁笼”生活的出路会在哪里？韦伯也没有答案。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新教伦理天然“亲和性”被区隔，形成了社会的集体无意识。

三、《新教》中“铁笼”“Iron cage”现实衍义

    韦伯的社会思想观一直围绕着社会行动的理解展开，其强调社会学的理解应由单元行动出发，家庭，组织再过渡到社会，由于自我行动具有很强的整体性和自我选择性，因而在理性的思考中，社会行动才被正当理解。他又从价值中立和理想类型两种分析原则中将社会行动进行区分，阐释，认为理性才是最符合资本以发展所需要的“延展”工具。而《新教》中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耳针关联性的探源恰是韦伯寻找其意识形态合理性其中关键的一环，也是理解其整个学术焦点的重要文本。由“牢笼”本义的疏解过渡到衍义分析，似乎很有必要。

    1.社会理性化的困惑。正如马克思的“异化”，哈贝马斯“日常生活的殖民化”概念相似，理性化也成为了韦伯社会观的重要名词。日常生活、工作的精确化，计算化，复式簿技术广泛运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整个社会被剥夺了情感，“宗教伦理式的救赎和皈依”，成为了一种“不自得性”、“无根漂浮”的无力呼喊。日益成长着的专业化分工，使得人不仅脱离了歌德笔下纯粹的浮士德式的生活，成为了“为了赚钱而赚钱”的机器工具，就像《摩登时代》工业生产下，“无意识”人们镶嵌在机器里无奈的“惨白和叹息”。理性化下社会物质财富急剧膨胀，工业化，城市化，带来了文明的快速现代化，而同样时代下的单个个体的价值和品格的丢失是否就是必须承受的现实？

    2.财富物质的功利化。韦伯在论证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关系时，把财富的创造作为重要的链接点。天职下的职业劳动，使得财富被巨额地创造。意料之外的是，物质财富有很强的占有性，侵蚀性，创造者在寻求中难以保持“单纯的自我坚持”，由是造成一种世俗式的引诱。“它从一件教徒随时可以抛弃的斗篷变成了不可撼动的铁笼”。财富由自我救赎的附属品变成了目的。从边沁的功利主义观点看，个人在财富享有中“”而丧失了应有的经济德性，主体自身的“虚空”瓦解了原有的价值伦理，个人完全被物质化。

    3.法权力下的个人“湮没”。韦伯被称为“组织理论之父”，很大一部分成就便是对经济理性下组织结构，国家统治类型的分析。经济组织中科层制的理性规训，使得效率，去复杂化成为了企业追求效益的重要手段之一。权力结构的“优置化”才能使企业系统的“计算性和精确程度”达到最高水平。而理想类型分析下的法理型国家，把人们的生活安排在了理性建构下最完美、完善的法律秩序之下。这种机构秩序，个人被强化，称为权力的“湮没”品。精英统治并不能使个人的完全理性过渡到整个组织、社会、国家的“完全合理性”，纳粹主义的诞生便证明了这一点。个人权力的出让，并不能成就集体的完全德性。（完全追崇理性的日耳曼民族为何会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发起者？——理性的作祟？固有的文化传统？）

    4.碎片化——哲学的自恋。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下，由于主题自身权力的“让位转移”，单个个体自身在社会视域中无法获得“自我诉求”而被分割，“孤立”，由是自我的实现在现实中便呈现为对财富和权力“依附”状。碎片化的个人生存形式难以获得主体的寻求。而“转移”后的主体联系，恰恰催生了集体性的主体主义，它在寻求独立存在的完整性时，又试图寻求和他者的内在关联，即自身或自我，与真实的他者、对象二者的边缘状态。换言之，日益出现的“经济全球化”“西方中心论”“文化霸权主义”，都是理性主体对他者的侵蚀，将他者变成“自我”。应该说文化的侵蚀更具怖感。现代语境下，汉语生活日渐布满了外来文化的文字话语，社会生活的麦当劳化，语言，文字，交际，服装，艺术，美，知识。。。都披上各式的外衣。日常生活的言语诠释也镶嵌着不同文化内容的“指向性”。文化无优劣之分，文化之间的侵蚀是否存在可能？

 四、小结

     韦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二者关系的论证逻辑无疑是精彩的，令人兴奋地。他的梳理似乎让我们的理解贴近了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合理化的真相文本，也让我们认识到在经济社会中，宗教，文化心理的启发性和重要性。尽管有些批评者从唯物史观角度指出其分析过多依赖经验，忽视了经济事实累积的要求，片面夸大伦理文化的成分，并局限于“共时性”的历史时段分析。但从文本看，韦伯对自己原因分析的回答是“这里我们仅仅是尝试性的探究了新教禁欲主义对其他因素产生过影响这一事实和方向。。。但我们也应探究。。。特别是经济条件的影响”，并指出“每一种解释都有可等的可能性”。说明他对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二者关联性的原因还留有余地，说其脱离经济原因的分析，是有误读的风险。

    从“铁笼”的本义疏解和衍义分析，可以从结果上去探究资本主义精神下个人，集体寻求自身的思考；或者从某中程度上去认识伦理文化精神如何与现实结合并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附几点考虑：

    1.在信任伦理与责任都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下，社会个体如何寻求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的平衡，经济组织又该怎样缓解经济合理主义与人性原则的冲突？

    2.韦伯《新教》中探寻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缘起，其实多是在寻找一种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与崛起，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的合理性根源在哪？——来自儒家文化？传统伦理？还是。。。

    3.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从支撑它的新教伦理体系中挣脱出来的过程和机制？——理性的“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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