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评论》| 赵文龙、代红娟：显现的张力：环境质量、收入水平对城镇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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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社会学评论》Vol.7 No.5, Sep.2019

作者 | 赵文龙（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教授）、代红娟（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本文从环境质量和收入水平这两个维度探讨城镇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透过社会阶层，二者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张力。基于CSS2015等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居住地环境质量评价和家庭收入水平对居民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阶层对环境质量、收入水平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区域环境污染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负向影响在社会中层比下层大；家庭收入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正向影响在社会上层比下层小，在社会上层出现了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负效应，这一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明晰了“伊斯特林悖论”的解释边界。

关键词：生活满意度；环境质量；收入水平；张力；社会阶层

一、问题的提出

美好生活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根本目标。中国改革开放40 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发生巨大变迁，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开始走向一个更加重视生活质量的阶段（李培林，2016）。从生活水平到生活质量的美好生活取向转型显露了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发展观弊端，尤其是环境污染对人们主观福祉的削弱引发社会公众的深刻反思，化解环境质量与收入水平之间的矛盾成为当前实现美好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

环境、收入与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论述由来已久，见诸国内外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经典论著。17~ 18 世纪《政治算术》与《国富论》中都将收入等同于生活质量，强调财富的增加势必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然而工业社会的迅速发展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些变化影响着人们生活质量的走向。“伊斯特林悖论”【伊斯特林悖论，又叫幸福悖论，是由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Easterlin）在1974 年的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即:国民幸福感与经济增长之间呈倒U 型的关系。】的提出，展开了对收入与生活质量关系的更深入探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库兹涅茨曲线在1991 年首次提出，使用二氧化硫和烟尘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排放指标，得出了环境污染与人均GDP 之间关系呈倒“U”型的结论。】将环境与收入的互动带入经验研究领域。其实，以收入为同一逻辑起点的“伊斯特林悖论”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折射出经济增长的多重社会后果，彰显了社会发展的内在张力，即在人们追求生活质量过程中环境质量与收入水平、个体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紧张关系。具体说来，在经济迅速增长时期，一方面，人们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和开发力度加大，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高收入，环境需求与收入需求剑拔弩张；另一方面，宏观社会结构层面公共环境质量与群体收入水平变化所累积的紧张和压力触发了阶层利益的分化。长期来看，环境质量与收入水平的关系具有复杂性，二者并非简单的同趋势变动、或者完全对立，其张力关系不断变化，阶层间利益的分化与整合亦是社会结构的动态平衡过程。因此，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正是环境质量与收入水平张力关系变化、个体利益与社会结构不断博弈的过程。

已有研究虽然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分别探讨了环境、收入因素对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邢占军，2011；刘军强等，2012；崔岩，2016；巫强、周波，2017)，却忽视了二者之间的张力，鲜有研究将其置于同一分析框架，本文试图在环境质量—收入水平的张力分析框架下探讨中国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机制。需要说明的是：第一，一般说来，生活质量的研究包括客观和主观生活质量两个方面，客观生活质量主要考察人们物质生活状况，而生活满意度、幸福感等主观生活质量的研究，则为我们理解居民生活质量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知识，本文对生活质量的量化分析中，使用“生活满意度”来测度主观生活质量；第二，从已有研究来看，环境质量的重要性已成共识，但是对环境质量的具体测量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本文根据研究需要，用环境污染指数这一逆指标来综合度量客观环境质量；第三，由于城乡居民对生活满意度的感知及其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为了避免这种结构性差异对研究结果的干扰，本文仅关注居住于城镇的居民生活满意度。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环境质量与收入水平

在农耕文明时代，人们对环境与生活间关系的认识非常朴素。例如中国战国时期的《商君书》中有这样的论述，“故为国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薮泽居什一，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四，此先王之正律也”，这充分体现了环境保护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良好的环境质量是百姓安居乐业的保障。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业化在全球范围内纷至沓来，GDP成为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准，这一进程虽实现了人们收入水平的快速提升，但使用数量的线性增长衡量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是不合适的（赵文龙，1997）。如果按照早期工业社会“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则收入增加的同时会导致环境污染的加剧。问题在于，人们对生活质量的需求，既包括较高的收入水平，又包括优良的环境质量，环境质量与收入水平的张力成为制约生活质量提升的瓶颈。这一现象受到学者的关注，其中“环境库兹涅茨曲线”（Grossman and Krueger， 1991）为人熟知，即环境污染与人均GDP 呈现倒U 型的曲线关系。一些研究者采用不同的方法从数据上验证了环境污染和收入水平之间的倒U 型关系（Selden and Song，1994；Jones and Manuelli，2001；吴玉萍等， 2002；Hartman and Kwon，2005；宋涛等，2006；Brock and Taylor，2010；黄菁，2010）。从生产环节分析，形成这一曲线关系的原因在于经济体中用于减少污染的资本分配由不足到充足（Dinda，2005）；从消费环节来看，环境质量与消费品的边际效用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反向变动导致了环境污染和收入的倒U 型分布。科技进步对于推动城市跨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转折点有突出贡献（Cleveland，2002）。但也有一些研究者发现环境污染与收入水平之间并不一定呈现倒U 型关系，二者之间也有可能呈U 型关系（张晓， 1999；王敏、黄滢，2015）或倒N 型关系（Friedl and Getzner，2003；赵立祥、赵蓉，2019）。

究其原因，一方面环境污染的表现是多维度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规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污染指标与估计方法的选取（彭水军、包群，2006），这启示我们在对环境质量进行操作化时，应尽可能选取一些综合性的指标。另一方面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资本与政治资本的联姻使得环境问题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表现不尽一致。尽管环境污染与收入水平的关系不可一概而论，但可以肯定的是，环境质量和收入水平是考察人们生活质量的两个重要维度，现代社会环境质量与收入水平的联系性客观存在，这种联系性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满意度。

（二）环境质量与居民生活满意度

环境质量是美好生活的重要维度之一，随着人们对环境质量的重视，环境质量对人们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研究日益丰富。概括地讲，环境质量可以分为客观环境质量和主观环境认知两个维度。首先，客观环境质量中的环境污染对生活满意度的负向影响是研究中取得的共识，环境污染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主要通过身体健康、寿命、情绪等途径传导，良好的环境质量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满意度（陈阿江，2007；王光荣，2008；董光前，2011；曹大宇，2011；洪大用，2012；孙付华、沈菊琴，2017）。其次，公众的主观环境认知对生活满意度具有间接影响，较高的主观环境认知强化了人们对于环境污染的认识以及对良好环境质量的偏好。公众的主观环境认知越强，感受到环境污染的负面影响越多，其生活满意度就越低。而对良好环境的评价越积极，其生活满意度越高（Ferrer-I-Carbonell and Gowdy，2007；Mac Kerron and Mourato， 2009）。再次，客观环境质量与主观环境认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存在群体（如性别、年龄、城乡、地域、阶层等）差异（黄永明、何凌云，2013；郑君君等，2015）。

总之，环境质量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既体现在客观环境质量和主观环境认知两个维度，也体现在宏观区域和微观个体两个层面。环境质量越高，人们的生活满意度越高，而环境污染越严重，人们的生活满意度越低。受损失厌恶的心理作用支配，环境污染对人们生活满意度的折损效应表现地更加明显。个体对居住地环境质量的主观评价越积极，生活满意度越高。据此提出环境质量与居民生活满意度关系的研究假设1：

假设1a:区域环境污染与城镇居民生活满意度负相关；

假设1b:城镇居民对居住地环境的正向评价与生活满意度正相关。

（三）收入水平与居民生活满意度

收入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之一。地区收入水平左右了当地公共资源的供给质量，个体收入水平则直接决定了自身及其家庭的生活水平。已有关于收入水平与人们生活满意度的研究也从地区和个体两个层面上展开。在地区层面上，横截面的数据分析显示，越是富裕的国家或地区，人们的生活满意度越高（Diener and Biswas-Diener, 2002）。纵贯数据的研究对收入水平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认知尚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发展会促进居民生活满意度的提高（Veenhoven，1991；Diener and Fujita，1995；Cummins，1998；Deaton，2010）。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地区经济水平的变化与生活满意度并非总是显著相关（Easterlin，1974，1995；Easterlin et al.，2010，2012；Brockman et al.，2009；吴菲，2016）。从个体层面来看，横截面的数据分析同样表明高收入者的生活满意度高于低收入者（Campbell et al.，1976；Diener et al.，1993；李路路、石磊，2017）。但个体数据的追踪研究却发现，在一段时期内收入的增加并不能带来生活满意度的显著提升（吴菲，2019）。

如何解释收入水平与生活满意度在不同分析单位与时间上的复杂结论？从宏观社会结构上来看，经济的增长往往伴随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从而削弱部分群体的生活满意度；从微观心理结构上来看，广泛存在的社会比较心理使个体生活满意度受到他者的影响（卢淑华、韦鲁英，1992；Clark and Oswald，1996；Ferrer-I- Carbonell，2005），除此之外，定点理论和幸福饱和理论均指出个体生活满意度的稳定性（Brickman and Campell，1971；Knight，2012）。无论是基于宏观社会环境还是个体微观心理层次，收入之外其他因素的变化对生活满意度也存在实在影响。但是，如果不考虑生活满意度的历时性变化和社会比较效应，收入作为市场经济社会中生活资料的重要来源，具有基本的经济功能，个体绝对收入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是相对确定的，地区经济的发达也可在一定程度上为居民生活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据此，我们提出绝对收入水平与居民生活满意度关系的研究假设2：

假设2a：区域经济水平与城镇居民生活满意度正相关；

假设2b：城镇居民绝对收入水平与生活满意度正相关。

（四）环境质量、收入水平对不同社会阶层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前文提到，环境质量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存在群体差异，收入水平的增加并非总能显著提升生活满意度，这也意味着我们很有可能忽略了某些关键变量。回顾社会学关于社会阶层、阶级的研究，包括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等学者关于阶级（阶层）的分析对此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布迪厄认为，相同阶级的成员在社会空间中处在相似的位置上，有相同的生活处境，并受到相似的约束，导致他们具有共同的实践和品味(Bourdieu，1987)。这些实践和品味形成了稳定的“习性”，决定了不同阶级对同一事物认知和实践的差异。哈罗德认为，“社会分层是理解人类与人类社会最关键的主题，社会分层体系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机会”（哈罗德·R. 克博，2012），这与布迪厄对阶级的论述异曲同工。因此，社会阶层对于个体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若忽略社会阶层变量，会导致研究结果的偏误。环境和收入是所有个体社会生活的基本保障，随着经济不平等向环境领域的延伸，环境和收入因素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的阶层分化正在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环境质量的优劣、收入的多寡，对于不同社会地位的阶层不可等量齐观。纳入社会分层视角，可以更清晰准确地刻画环境质量、收入水平与生活满意度间的关系。

社会阶层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在许多实证研究中已经得到印证。例如，环境质量方面，在富裕地区和社会中上阶层地位群体中，人们的环境意识更为强烈（卢春天、洪大用，2011；喻少如，2002）。在收入水平方面，社会阶层越高，收入对于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越小（刘同山、孔祥智，2015）。反之，收入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正向关系在贫穷国家以及经济欠发达地区表现得更加强烈（Hayo，2004）。这说明，相对而言，高阶层地位群体比低阶层地位群体的环境认知更强，更容易感受到环境污染对生活满意度的负向影响；而收入对于较高阶层地位群体生活满意度的正向作用较小，对较低阶层地位群体的正向作用较大。据此，研究假设3 提出社会阶层地位对环境质量、收入水平与生活满意度的调节作用：

假设3a：社会阶层地位越高，环境污染对城镇居民生活满意度的负向作用越大；

假设3b：社会阶层地位越高，收入水平对城镇居民生活满意度的正向作用越小。

三、研究设计

（一）分析框架

生活满意度是生活质量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反映人们的主观福祉。稳定的收入和良好的环境质量是人们美好生活的重要保障，但围绕“伊斯特林悖论”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展开的学术争论表明，环境污染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张力关系在现实中客观存在，对于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分析中不可单独考量其一。

具体而言，首先，“生活质量涵盖了让生命值得延续的所有因素，也包括那些不在市场上交易、无法通过货币性衡量标准反映出来的因素”（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衡量委员会，2011：136）。环境是社会成员共享的必要资源，非货币化的环境质量也可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其次，由收入增长产生的环境质量问题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环境污染通过情绪、健康、寿命等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满意度，由此削弱了高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正向影响；再次，环境与收入因素对人们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是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人们容易忽视长期相对稳定的环境维度，注重短期波动明显的收入维度，而一旦环境质量恶化，其对生活满意度的重要性迅速上升。

简言之，环境和收入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条件，二者不可缺一又相互掣肘，其张力关系奠定了生活满意度研究的框架基础。另外，结构化理论对生活满意度分析框架的完善提供了理论整合工具。一方面个体的行动因嵌入社会结构当中而受到结构的约束，另一方面个体本身对社会结构的能动性亦可实现社会结构的再生产。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变化受到个体和所处区域条件的共同约束，群体生活满意度的变化体现了阶层地位的流动与再生产。因此文中环境质量包括宏观层次的区域环境污染状况和微观层次的个体居住地环境状况，收入水平包括宏观层次的地区人均GDP 和微观层次的收入水平，同时考虑阶层对生活满意度的调节作用，最终构建了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分析框架，如图1 所示。

（二）数据介绍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包括区域统计数据和微观调查数据：第一，个体生活满意度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持的“2015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5）”，该调查使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调查范围覆盖全国 30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调查对象为 18 周岁及以上的中国公民，有效调查样本10243 个；第二，区域环境质量和收入水平数据分别来自于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环境评价研究中心的《中国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报告——2017》（该报告是基于2015 年的数据）和当年地方统计年鉴。

我们将区域统计数据与个体调查数据进行了匹配。经过对符合研究对象的样本筛选及对变量缺失值的剔除，最终得到5159 个有效样本。

（三）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居民生活满意度。采用自评生活满意度测度主观生活质量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已经被研究者们所证实（Wilson,1967；伊斯特林，2016）。在问卷中的具体题目为：“总体来说，您对生活的满意度？”选项用1 到10 分代表从“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在数据分析中将其作为连续变量处理。

2. 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有两组：

第一组，环境质量。对环境质量的测量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使用《中国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报告-2017》中的“环境质量总量指数”测量地级市（包括自治州）区域环境质量的污染状况，该指数越大，表示环境污染越严重，环境质量越差，将其在本文中称为“环境污染指数”。中国幅员辽阔，环境状况的地域差异较大，为直观反映区域环境污染对居民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差异，将环境污染指数缩小10 倍后进入模型。用居住地环境评价测量微观环境质量，在问卷中对应的题目为“您的居住地的环境状况”，选项用1 到10 分代表从“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

第二组，收入水平。对收入水平的测量同样包括宏观和微观层次。考虑到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 本文使用地级市（包括自治州）人均GDP 反映个体所处的地区收入水平，将其缩小1000 倍后进入模型。家庭不仅是社会的最小单位，而且“家本位”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力持续存在，个体的社会活动深深嵌入家庭结构当中。因此，对收入的微观测量，以家庭而非个体收入更能反映其经济能力。问卷中有题目询问了被调查者的家庭收入状况：“您家的总收入（去年）？”由于家庭收入的调查数据明显右偏，对其进行对数转化后进入模型。

3. 调节变量

前文提到，环境质量、收入水平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可能存在社会阶层差异，有必要将社会阶层作为模型中的调节变量。尽管中国社会阶层的划分在社会转型时期极其复杂，但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共识。比如，中国正在发生的制度转型是重塑社会阶层的重要力量（林宗弘、吴晓刚，2010），中国改革以来，社会分层结构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从政治分层为主体的社会转变为经济分层为主体的社会（李强，2008）。从社会阶层的划分结果上来看，阶层关系具有经济利益关系的属性（刘欣，2018）。因此，本文使用社会经济地位反映其社会阶层状况，虽然这种社会阶层测量方式忽略了职业、教育等其他维度，却能捕捉 当前中国社会分层的最重要维度。问卷中询问了被访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在本地的层次，选项设置为“上”、“中上”、“中”、“中下”和“下”。有研究发现，社会公众对社会阶层的认同呈现向下偏移的倾向（刘欣， 2001；李培林，2005；范晓光、陈云松，2015），同时考虑到中国传统文化中“财不外露”的保守财富观，对阶 层变量的处理中，将“上”和“中上”合并为上层，将“中”和“中下”合并为中层，将“下”视为下层。需要说明 的是，在考察社会阶层对收入水平和生活满意度的调节作用时，所选择的收入水平变量为家庭年收入对数，其与社会阶层在测量上虽有一定重合（家庭年收入对数与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关系数为0.29），但二者并 不可替换。换言之，社会经济地位的实质意涵较家庭收入更为宽泛，故社会经济地位可以作为收入水平与 生活满意度的调节变量。

4. 控制变量

以往的研究发现，个体的生活满意度还会受到性别、年龄、婚姻状态、教育水平等变量的影响，其中年龄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U 型关系（Diener,2000；边燕杰、肖阳，2014），因此将个体的性别、年龄、年龄平方、婚姻状态和教育水平作为控制变量处理。

文中涉及的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调节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样本统计特征值如表1 所示。

（四）模型选择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居民生活满意度，解释变量包括宏观层面的地域因素和微观层面的个体因素，且微观个体变量嵌套于宏观地域变量，在模型的选择上使用多层次线性模型较为合理。将地级市/自治州作为高层变量，设定环境污染指数和城市人均GDP 对个体生活满意度存在随机截距效应，据此来估计环境质量、收入水平对城镇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经检验，城市间居民生活满意度在0.1%的统计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环境质量与城镇居民生活满意度

模型2 考察了环境质量对城镇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在模型1 的基础上加入了环境污染指数与居住地的环境评价。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区域环境污染指数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负向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居民对居住地的环境评价增加1 分，则其生活满意度增加0.43 分，这一统计结果在0.1%的水平上显著（见表2）。居民对微观居住地环境评价越高，生活满意度越高，但居民生活满意度对区域环境污染变化并不敏感，可能原因有三：第一，受地理条件的约束，环境污染具有明显的区域联动特征，经常在同一区域生活的居民容易失去环境质量在扩展空间的对比；第二，环境质量的变化通常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环境污染的形成具有累积性，人们对环境质量在短期微小的变化不易感知；第三，环境污染是一个典型的“公地悲剧”问题，环境污染的关注在起初阶段往往仅聚集于某一特定群体，在全体社会成员中不易表现出环境污染与生活满意度的显著负相关性。

由此，本文中提出的假设1b 得到了验证，但假设1a 没有得到数据支持。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 居住地环境正向评价对城镇居民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区域环境污染对生活满意度则没有直接的显著性影响。

（二）收入水平与城镇居民生活满意度

如表2 所示，模型3 在模型2 基础上加入了个体所在城市人均GDP 与家庭年收入的对数，呈现了收入水平对城镇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区域人均GDP 与居民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相关关系；家庭年收入越高，居民生活满意度越高，这一统计结果在0.1%的水平上显著。居民生活满意度受到微观家庭收入水平而非宏观经济水平的显著影响，这意味着虽然区域经济的发达可以为当地居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但其影响甚微，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现象，由此产生的相对剥夺感抵消了整体收入增长对生活满意度的正向作用。

由此，本文提出的假设2b 得到了验证，但假设2a 没有得到数据支持。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城镇居民家庭收入与生活满意度正向相关，但区域人均GDP 与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相关关系。另外，随着收入变量的加入，控制变量中的性别变量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变得显著起来，男性的生活满意度水平低于女性,说明生活满意度上的性别差异受到收入水平的影响。

（三）社会阶层的调节作用

如表2 模型1 所示，城镇居民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阶层差异，社会阶层地位越高，生活满意度越高。为检验社会阶层变量对环境质量、收入水平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是否存在调节作用，模型4 在模型3 的基础上加入了区域环境污染指数与社会阶层的交互项。环境污染指数对社会下层、社会中层和社会上层生活满意度的系数分别为0.008、-0.007 和0.002。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环境污染指数每增加1 个单位， 社会中层的生活满意度比社会下层群体低0.014 分。与社会下层相较而言，环境污染对社会中层生活满意度的负向影响更大，而对社会上层的影响则不显著(具体见图2)，文中提出的假设3a 得到了部分验证。不可否认，人们的物质需求是最基本的，社会下层为了满足自己基本物质需要，更关注经济建设，加之环境资源的公共性，在社会下层群体中存在广泛的搭便车心理与机会主义行动策略。社会上层则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规避环境污染，甚至出现了环境使用的社会隔离现象，这与近些年市场消费向环境领域的扩张有关。对于社会中层而言，其经济资本“比上不足而比下有余”，对环境污染的不满明显强于下层，在行动层面却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实际上，阶层与环境质量的交互作用凸显了环境质量在不同社会阶层间利益需求的张力，也证实了当前学术界的一个重要假设：当整个社会已经满足了基本物质需求之后，人们会 更加关注环境宜居等因素，这一趋势在社会中产阶层中更加明显（朱迪，2016）。

如表2 所示模型5 在模型4 的基础上加入了家庭收入水平与社会阶层的交互项，进一步验证了社会阶层变量对收入水平与居民生活满意度关系的调节作用。家庭收入水平对不同社会阶层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作用有所区别，家庭收入水平对社会下层、社会中层和社会上层的生活满意度的系数分别为 0.313、 0.244 和-0.056。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对于社会下层而言，家庭年收入对数每增加1 个单位，生活满意度提高0.313 分，而社会上层的满意度则会下降0.056 分。文中提出的假设3b 得到了部分验证，社会上层群体收入水平对生活满意度的提升作用比社会下层小。值得注意的是，在上层群体当中，收入水平的提升对于生活满意度提升的效应为负（见图2），这一研究发现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明晰“伊斯特林悖论”的解释边界，“伊斯特林悖论”包含了微观与宏观两个相互对立但又同时成立的命题（李路路、石磊，2017）。囿于本文的研究数据，我们无法判断“伊斯特林悖论”在宏观层面的历时性结论，但基于横截面数据的研究发现，从社会阶层的视角来看，越富裕并非总是越快乐，“伊斯特林悖论”在微观层面的命题仅在社会中层和下层群体中成立。我们认为，社会上层持有更高的、外在于经济条件的需求，这些需求并不完全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得以满足。在快速转型社会中，阶层的分化以及不同阶层间利益的张力凸显了美好生活需求的群体异质性。

五、结论与讨论

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上升，党中央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纳入顶层设计， 着力化解民生领域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张力。本文基于环境质量——收入水平的张力分析框架， 使用CSS2015 等数据，透过社会阶层变量，本文探讨了环境质量与收入水平因素对城镇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总结如下：

首先，环境质量和收入水平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存在张力，这种张力在个体层面体现为环境和收入在生活满意度需求方面的紧张对立。我们对环境质量和收入水平影响居民生活满意度的系数进行集束化处理发现，包括城市环境污染指数和居住地环境评价的环境质量因素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系数为1.05， 包括城市人均GDP 和家庭年收入的收入因素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系数为0.34。环境质量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力是收入水平的3 倍，这足以说明环境质量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更大，环境质量日益成为居 民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关注点。但在中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环境污染的持续存在威胁着居民的身心健康，人们在追求更高层次需求的同时，不得不直面最低层次的生理安全风险，跨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拐点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这种宏观环境变化与个体压力的叠加，助推社会公众对收入增长的反思与环境关心的归位。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深入，人们对现代性的反思与生产力的进一步提升为调和这种张力创造了可能。

其次，环境质量和收入水平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张力作用在宏观层面体现为不同社会阶层间的利益分化，这一后果本质上是社会不平等的累积。在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时期，不同社会阶层美好生活需求的异质性增加，这一表象下生长着社会不平等与贫困问题。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红利的不断释放，经济增长的好处更多地被社会上层所分享，他们的收入增长最快，而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则由全社会所分担。值得一提的是，原本平等的环境质量因为市场力量的进入正在变得不平等——诸如环境移民、环境区隔便是市场消费向环境领域扩张的佐证。社会上层虽“钱多未必幸福”，但“有钱”可以应对越来越多的社会公共问题；社会中层的生活最容易受到环境污染的负面影响，最能反映个体需求与社会结构的矛盾；对于社会下层群体来说，在收入不平等导致贫困现象加剧的同时，尚未意识到的环境不平等已将其陷入一个更加难以改变的境地。

文中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地方。首先，社会阶层是解释生活满意度的关键变量之一，但对阶层的测量本身就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本文将阶层操作化为社会经济地位，在测量上不够全面；其次，由于当前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仍然鲜明，本文只探讨了城镇居民的生活满意度，需要进一步考察城乡居民生活满意度的结构性差异，或可丰富中国城乡结构和生活质量的相关研究；最后， 囿于数据，本研究仅对生活满意度做了横截面分析，而环境和经济的互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下一步的研究中需要依托纵贯数据深入挖掘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历时性变化规律。

（参考文献从略)

网址：《社会学评论》| 赵文龙、代红娟：显现的张力：环境质量、收入水平对城镇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https://www.yuejiaxmz.com/news/view/1284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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