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克劳迪娅·戈尔丁：想要多生娃，家庭需要好爸爸多做家务

发布时间：2025-09-22 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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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的最新历史数据研究发现，生育率与性别角色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

除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外，所有地区的生育率都在下降。在一些发达国家，生育率下降得更快，甚至还在进一步下降。

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

哈佛大学亨利-李经济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在一篇新论文中用一个经过数据测试的模型解释了这种差异。这个模型显示，快速的经济变化带来了性别和代际冲突。

克劳迪娅·戈尔丁是2023年诺贝尔奖得主。她指出，在20世纪经济逐渐增长的国家，其中包括美国和瑞典，现在平均每个妇女生育约1.7个孩子。然而，像日本、韩国和意大利这样发展较晚的国家，平均每个妇女生育的孩子数量明显更少。

这项研究表明，在现代经济转型过程中，传统的性别角色是如何使妇女处于特别不利的地位的。戈尔丁在去年秋天欧洲央行年度研究会议上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养育子女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但这些时间很难外包或机械化。因此，生育率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在女性走向市场后，男性是否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尤其是在家中已有子女的情况下。如果男性不能承担更多家务，女性将被迫减少在某些事情上的投入。

戈尔丁在分析中援引2009年发表在《经济展望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上的一篇题为《鹳鸟会重返欧洲和日本吗？》（译注：西方传说鹳鸟送子）的论文的研究结论。这篇论文发现，在低收入和女性就业率较低的国家，出生率最高。但较富裕国家的情况却让人颇为惊讶。

戈尔丁指出，“这篇文章注意到，在生育率越高的国家，女性的经济参与度实际上也越大。”

戈尔丁在论文中比较了两组6个国家的生育率。第一组国家是丹麦、法国、德国、瑞典、英国和美国。尽管经历了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但这些国家在20世纪保持了相对持续的经济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这些国家的总生育率都达到了每名妇女约生育两个孩子。直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生育率才跌破这个数字。

第二组国家是希腊、意大利、日本、韩国、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一组国家在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停滞或衰退后，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经济迅速崛起。20世纪70年代，这些国家的每名妇女平均生育三个或更多子女。但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6个国家的生育率都降到了2个以下。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多数国家的生育率都趋向于约1.3个。韩国则属于极端个例，2022年是戈尔丁分析的最后一年，这一年，韩国总生育率是每名妇女生育0.78个孩子。人口统计学家将这些国家的生育率称为“最低生育率”。

1920年至2022年两组国家的总和生育率

丹麦、法国、德国、瑞典、英国和美国总和生育率变化。资料来源：《婴儿与宏观经济》

希腊、意大利、日本、韩国、葡萄牙和西班牙总和生育率变化。资料来源：《婴儿与宏观经济》

戈尔丁的理论认为，第二组国家的家庭“跃进”到现代经济之中，调整性别规范的时间少之又少。以韩国为例。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之间，韩国的收入翻了两番，同一时期有30%的人口从农村地区转移到城市地区（通常是首尔地区）。

戈尔丁总结认为，快速的经济变化往往会挑战人们根深蒂固的信念，但信念的变化比经济的变化更加缓慢。

戈尔丁在论文中介绍了一个框架，借此来理解这种冲突是如何导致生育率下降的。该框架假设家庭传统和信念会影响人们的生育计划。但在青年时期观察到的经济状况也会影响人们的生育计划。这些都是夫妻二人在决定生育几个子女时要考虑的问题。男性更重视从上几代人那里继承的因素，而强调经济自立的女性则充当了“变革的推动者”。

戈尔丁对此给出的解释是，“这并不是说男人比女人更传统；而是男人可以从传统家庭中获得更多。但女人们突然发现她们的选择变了。她们可以接受教育。她们还可以外出工作。”

戈尔丁的模型表明，从童年到成年，宏观经济增长幅度越大意味着代际冲突越大，并且男性和女性偏好的生育子女数量之间的鸿沟也更大。该模型假设，在家庭中贡献更多的男性对家庭生育子女数量的影响更大。但是，当养育子女和其他家务主要落在女性身上时，女性的想法就起着决定作用。

戈尔丁为了验证这个观点，她从所有12个国家100年来的经济和地理数据着手。果然，从20世纪中期开始，“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迅猛增长，同时大量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与此同时，第一组国家的GDP呈现缓慢而稳定的增长趋势，而向大城市迁移的人口则少得多。

经合组织进行的一项对时间使用情况调查为戈尔丁提供了2009年至2019年期间无偿养育子女和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的证据。她发现，在“生育率最低”的国家，男女之间的差距更大。平均来看，日本女性每天多花3.1个小时做家务，意大利女性每天多花3个小时做家务。相比之下，美国女性每天多花1.79小时做家务，而瑞典女性只多花0.8小时做家务。

戈尔丁指出，“最重要的是，那些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国家很可能处于次优生育率的水平。”

最后，这位劳动经济学家和经济历史学家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解决方案。美国的婴儿潮在20世纪50年代末达到峰值，每位妇女生育的子女数量超过3.5个，在富裕国家暂时提高生育率方面，这样的例子比较罕见。

戈尔丁写道，能做到这一点是靠“赞美婚姻、母性、‘好妻子’和家庭”实现的。她给出的建议是，如今想要鼓励女性多生育子女，就应该更强调父亲在家庭中的职责。

注：原文来源《哈佛大学学报》，原链接：

https://news.harvard.edu/gazette/story/2025/01/need-to-boost-population-encourage-dads-to-step-up-at-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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