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伦理学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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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伦理学初探
   

禅宗是中国的产物。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就与传统文化经历了一个不断渗透融合的过程，终于产生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禅宗。禅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有着多层次的思想内蕴。以往对禅宗的分析研究，多集中于它的哲学思想和文学艺术方面。本文试图从伦理学这一视角，对禅宗作一新的审视和探索。

全文共分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禅宗的产生和演变。禅宗作为中国佛教的特产，是印度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长期交融渗透的结果，作为一个宗派，是唐中期这个具体历史时代的产物。它适应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经济条件，适应封建统台政策，也适应这个时期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色调。禅宗的产生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禅宗是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最大、流行时间最长的第一大宗派，它的思想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在传法上，由“藉教悟宗”的如来禅，到“教外别传”的祖师禅，最后发展为“超佛越祖”的狂禅。其伦理思想也由“人人皆有佛性”的佛性平等观，到“随顺自然”的人生哲学，最后发展到“行淫行盗无妨般若”的反道德主义。

第二部分是禅宗伦理思想的基木内容。禅宗本质上是一种生命学说。它从人生角度入手，对人生目的、生命价值、善恶标准、人的本质、道德觉悟以及修养途径，提出了独特的主张，从而构成自己的伦理框架。

首先，人格本体论。禅宗尽管也宣扬外在的现象世界虚空而内在的精神本质真实，实际上它关心的并非是物质与精神究竟何为木质的问题，而是一种人的自我解脱以及这种解脱的心理体验,是这种心理状态下所感受到的气生宇宙的终极真理。禅宗把“真如”作为最高伦理实体。认为人们一旦体认到这一不朽者就能消除尘念、烦恼,达到绝对自由的生命境界。真如佛性的内蕴也并非是对宇宙自然的针对和解说，主要在探索和建立一种理想人格。禅宗主张佛心不二，自性即佛。佛性既被解释为最高伦理实体和理想道德境界的体现，又被理解为人的真正本性和内在道德要求。

其次，心性修养论。禅宗在本体论上并没有太大建树，真正着力的是心性修养。它在思想史上的创新意义，也更多地表现于此。禅宗主张人人皆有佛性，把这种先天具有的善的本性，作为其道德修养的出发点。修养的目的就在于破除无明，复归这一清净佛性。认为清净的佛性是本觉的，这就为其道德修养设立了主体和动力。只要本觉的心性，求得彻悟，即可达到不染不著、任运白然、自在解脱的“无念真如”境界。

再次，道德实践原则及其方法。禅宗把成佛纯然规定为一种发明本心的见性功夫，它要求修行者息除诸缘、莫生妄想、一切放下，于相而离相，于念而离念。禅宗提出“定慧等学”的新禅法，突出道德意念的意义，强调善行要发自良心，出于自觉，从乎自律。成佛只在自识本心，而这一本心“觉体圆明”，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至理不可分，用智慧观照，得即全体，只能顿了,不容阶次。顿悟说尽管使道德觉悟带有一种神秘性，但也是对道德思维中直觉作用的天才猜测,道德自有一定的自明性。禅宗即心即佛的理论导致解脱不离世间即提倡人间佛教的结局，这种行住坐卧的修行方式把道德准则的普遍性和崇高性，直接融化在道德修养主体的日常生活中。从道德本质来说，这是一个进步。

第三部分是思想渊源及其特色。禅宗主要继承了印度佛教伦理思想，发展了以往各宗的道德观念，如大乘佛教佛性平等观、天台智者大师的定慧双修思想以及竺道生的顿悟成佛说。接受了儒家传统的人性理论，这既是对中国伦理社会的适应，也是对儒家性善论和圣人观的呼应。吸收了道家庄玄的修养意识，追求一种纯任自然、超越是非的自然人生境界。推崇庄玄“得意忘言”的思维格式，反对执指忘月，要求超越中介，白心与真心短兵相接，寻求与本来面目的直接合介此外还继承了庄玄否定权威、冲击教条的反叛精神。

禅宗伦理特色主要表现在审美性，禅宗伦理的中心就在于形成一种超然物外，一切皆真的生活意识和人生态度。在对宇宙自然的静默观照中，感受息息搏动、充盈饱满的生命活力，领略人生的哲理和真谛，并把这一份宁静恬淡溶人心灵深处，从而形成个体之性与自然之灵、宇宙之魂的交流和对话。内向性，禅宗伦理一切从本心出发，追求的是超验内心自悟，把道德境界的升华、道德觉悟的获得归结为个体心的领悟和感受。道德修养并不在于刻意追求“道德至人”，而是将善的要求转化为个体内在的一种“本性”，崇高道德行为的产生不在外在规范强制下的不得不如此，而在于内在善性绝对权威下的自然如此。兼容性，这一特色表现了禅宗伦理对中国传统道德观念和佛教各宗伦理思想的调和性和协调性。为了适应中国的民生实际，禅宗更多地是调和儒家的伦理本位主义。

第四部分是关于禅宗伦理思想的评价。禅宗伦理观的产生给中国佛教伦理思想带来了生机。其理论上的得失主要是，否定佛的权威，注重自力，强调个体道德的完善，从而大大突出了道德的主体意识，把道德的自律所带来的情感—意、志因素突出地标现出来。但它内化了的强制成为钳制人们心灵枷锁的消极道德功用也是应看到的。其次，它打破了传统修行模式，强调心的觉悟,看到语言概念的局限性和道德境界的不可言说性，但这一思想也抹杀了在道德思维中规范化思维对直觉思维的诱导作用，淡化了道德认识在道德实践中的作用。这种非理性主义最终把道德认识推向了神秘主义。第三，禅宗伦理把佛性世俗化，人性化，强调“平常心是道”，是合乎道德本性的。但它把先验的佛性作为人们内在的善的本质规定，割裂了道德信念与道德的社会要求间的联系，从而使禅门弟子“口虽说空，行在有中”,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道德实践。

禅宗伦理以其富于建树的心性修养理论，对日后宋明理学的心性学影响甚大，在这一影响导弓下，儒家伦理学说逐渐变为注重修心养性的心性之学，使得宋明理学成为一种与明心见性的禅宗伦理相表里的心性修养论。另外，禅宗伦理作为一种人生学说，在后人理想人格和心态结构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

禅文化作为一门国际性的学科，禅宗作为一个世俗化的宗教，都要求人们给予重新审视。特别是在今天实现人的现代化进程中，其伦理渗透力、人格影响力都应得到足够的重视。可以这样说，禅文化的研究需要开拓，禅宗伦理的认识需要深化。

（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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