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会人与自然的共情与互动

发布时间：2024-12-15 0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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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茶手绘刘华杰书房。

刘华杰教授收集的植物标本。

特约撰稿人绿茶文/图

我的朋友圈里有很多博物人士，看着他们每天晒那些花鸟鱼虫很养眼、很治愈。其中，北大哲学系刘华杰教授的朋友圈更是让我自卑，他晒的那些植物我几乎都不认识，我们这些困在城市牢笼里的人，似乎已经失去了和大自然对话的能力。

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也对身边的花鸟鱼虫无比好奇，然而，童年是短暂的，很快我就进入“学习模式”，从小学一路到大学，20多年坐在教室里学习，渐渐地，离大自然越来越远、越来越陌生。

进而，我们被绑定在手机、电脑及各种科技产品上，以为手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慢慢地人们发现，使用电脑时间久了，手指会发麻、会变成鼠标手。而我们的眼睛，迟早会承受不住手机、电脑带来的辐射。

刘华杰教授从事科学哲学研究，他一直在反思现代科技对人类的负面影响，也试图寻找可以平衡科技的力量，找来找去，终于，他认定古老的博物是一股有效的力量，可以消除科技对我们垄断式的影响。多年来，他一直在践行自己的博物人生，从北大校园开始，亲近各个物种，观察它、研究它，体会人与自然的这种共情和互动。

这些年，他的博物足迹遍及各地，去夏威夷看热带植物，写了三卷本《檀岛花事》；去云南普洱茶主产地勐海，著有《勐海植物记》；去在别人看来除了滑雪别无他趣的崇礼，在这片看似贫瘠的土地上，看到崇礼的生物多样性，写了《崇礼博物散记》，等等。

刘华杰教授的书房，和别的书房不太一样——四排铁皮书架装在轨道上，每排书架上注明书籍分类，找书时轻轻摇开轨道，够一个人进入两排书架之间。博物类书籍通常又厚又重，只有这样的铁皮书架可以承受。

我们一边聊着，刘华杰教授时不时摇开一排书架，抱出一摞书，讲述书中的生物和野外的对应。时不时拿一些野外捡回来的木头，讲述木头和昆虫的故事，还有他采集的蜂类标本。刘华杰教授的书房不仅仅是书房，还是一个博物现场。我们就在书房一角，听他讲述他的博物人生。

绿茶：您大学从地质转到哲学，这个跨度是怎么形成的？

刘华杰：我本科读北大地质系，是因为中学时参加过一个全国地质夏令营，这个夏令营的总营长是侯仁之先生，北大的历史地理学家。吉林营分营长是董申葆教授，当时觉得搞地质特别好玩。高考填报志愿，回想那次开心的体验，当时北大有地质系，就报了北大。

在北大地质系读书的时候，我当过学生会主席，办了很多活动、讲座，也听了很多讲座，渐渐对哲学感兴趣。因为很多地质问题也是哲学问题，所以，考研究生时我就想考科学哲学，学自然辩证法。当年北大哲学系不招应届生，后来就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读了六年，三年硕士三年博士，后又回到北大哲学系来任教。

绿茶：您在北大哲学系任教，怎么走入了博物研究之路？

刘华杰：我的专业是科学哲学、科学史，几年科学哲学课上下来，我一直在思考，现代科学把我们引向什么地方？我们每天都在制造新的东西，所有人都被这些新科技拖着走，一会儿出来个原子弹、一会儿弄个转基因生物，一会儿又整出个ChatGPT。实际上，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不需要那么多高科技的东西。

现代社会有三股力量在支撑，一是权力，二是资本，三是科技。实际上，这几股力量合谋的历史很短，也就一百来年。

这一百多年来，人和大自然的交往越来越少，一个人从生下来后，不需要和大自然打交道也能很好地生存，跟课本打交道、跟一切人造的东西打交道就行了。不需要知道大米是哪儿长的、也不需要知道茶从哪儿摘的。可一旦出现自然灾害，我们发现，原来书本上的知识这时候不够用了，因为我们对大自然的了解太少。

科技越发达，人们就越来越没有愿望和能力跟大自然对话。好像一切都得通过科学共同体这个中介才能有答案，事实上，我们可以自己去感受、去认识大自然。地球开发已经到了极限，人们不能再去折腾地球了。

我结合自己的教学，一直试图寻找什么东西可以和科学抗衡，或者说，放在更长远的历史尺度来看，什么东西可以消解科学对我们垄断式的影响。找来找去，找到了博物。再回过头去看，以前学的地质、科学哲学这些知识，对我后来的博物学研究都很有帮助。

然而，现代学术体制中没有博物的建制，我们只有专家，没有博物学家，博物学在高校里不属于一个专业，所以，我也是在自己专业之外从事博物学研究。

绿茶：您的博物兴趣是不是有更久远的源头呢？

刘华杰：可能跟小时候的生活环境有点关系。小时候我住在吉林山村里，爸爸是中学老师，家里有一些书，包括《古文观止》等中国古典文学。但总体来说读的书并不多。但有一本《赤脚医生手册》对我帮助很大，这本书我现在还留着。

这本书是1970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相当于百科全书，生活中的什么知识都有，有我们本地的植物，虽然画得不是很好，但是大致能够对应起来。看了手册我就在家周边寻找这些植物，基本上都能找到。这本书对我小时候认识植物起了很重要的影响。

我父亲很了解大自然，经常带我们出去，去大自然中采各种东西。当时没觉得什么，后来一想，感觉那时候的体验太好了。我对博物的热情可以说是那时候打下的基础。

绿茶：博物是个特别大的范畴，您这些年出版的博物学著作以植物为主，您的博物人生以植物研究为主吗？

刘华杰：的确，探究大自然的一切都可以称之为博物，我最喜欢植物，就从植物开始我的博物人生。因为植物就在我们身边。全世界有三十多万种植物，但按科算并没有那么多，分四百多个科。北京只有一百多个科，植物大概有两千种左右。云南有一万八千种之多，全国有三万多种。有了基本的植物知识后，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很快就能大致把不同的植物归类到不同科中。

我们国家收集的全球植物标本有限，各个国家的标本我们都应该采集。我们现在没有做这个工作，比如香山标本馆已经是中国最大的标本馆了，基本上都是中国的标本，外国标本很少，大多数都是别人送的，不是我们有目的采集的。

我最近开始对虫子感兴趣，因为植物已经了解一些，结合昆虫更能了解植物生态。书房里植物的书在减少，虫子的书在增加。有一次，我在野外带回来一根木头放在家里，有一天，家里很安静，我听到“咔呲咔呲”的声音，反复找，发现就出自我带回来的这根木头。我打开树皮，发现树皮里面是乳白色的幼虫，它吃树皮和树干连接的这层东西，我翻查资料终于搞清楚，原来是一种叫双条杉天牛的幼虫。

昆虫有几百万种，我在慢慢观察身边的种类，关于昆虫的知识也一点点积累。比如说，北京的蝴蝶，我在观察中碰到什么不认识的，就现查相关知识。带着自然爱好的动力反复学习。

虫子和植物是互动的，没有虫子授粉，许多植物结不了果实，也就没法繁殖。它们之间是相互成就的过程。这就是生态的问题。所谓生态好不好，不只是说植物生长得好，这里边还必须得有虫子。比如北大校园里，生态还算可以，但北大缺蝴蝶，因为用农药后蝴蝶很难成活，生态链不完整。

我对周边植物物种还算熟悉，在北大散步，新来某个物种，我马上就会注意到。比如，不久前我在走路时看到一株黄顶菊，北大以前从来没有过，我告诉生科院后，他们就采了做标本。

有人觉得，一片生态林生态一定很好，而一片光秃秃的地方，生态就不好。可能恰恰相反，光秃秃的地方，反而生物多样性更丰富，那些能在这片贫瘠的土地生长的生物是很了不起的。而人工栽种的生态林是没有这种多样性的，也很无趣。

一些生态项目花了很多钱，事实上是对生态的破坏。我们现在对生态restore这个概念有误解。英文实际上是生态恢复，现在我们译成生态修复，栽树，死了再栽，来回折腾，实际上不要特别多去动它，要相信大自然的自我恢复能力。

绿茶：博物学家有自己独特的阅读路径吗？

刘华杰：对于博物学家来说，书本和野外经验不能分开，野外经验少了，光看书是看不懂的。

如何博物？首先要有兴趣，根据兴趣再去选择读书的范围。特别是小孩，一旦他们有了兴趣，学习的动力就有了。现在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对什么都提不起精神，麻木得很。英国的博物学书非常全面，他们的博物爱好者遍地都是，光皇家鸟类学会就有110万会员，英国几乎每个家庭都有爱鸟的人。西方，从培根之后，博物学开始爆发式发展。博物学的知识是累积的，西方几百年的博物学累积非常惊人。而在近现代，我们在自然经验积累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

当然，中国也有自己很重要的博物遗产。比如茶叶，茶文化中国肯定是世界第一；还有养蚕，蚕丝做成丝绸，这是中国人的伟大发明；还有瓷器。这个也不得了；再就是培育大豆，做出豆腐。在我心中，以上这四个是中国的“四大发明”，是和日常生活联系最紧密的。而且，瓷器、丝绸、茶叶曾经是世界贸易的主角。

绿茶：您怎么看这些年国内出版的大量博物学著作？

刘华杰：这种趋势非常好，但是品质和宣传可能做得还不够，这要有一个过程。我们现在引进西方19世纪的博物学作品，看了还很吃惊，人家比我们先行这么久。

我们做什么事情都太追求速度了，恨不得几年时间就赶上西方博物学的发展，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这种经验性的学问需要时间的积累。人与自然的互动也是缓慢的过程。

绿茶：中国古代有博物学吗？

刘华杰：有，中国博物学早期特别发达，像《易经》《诗经》《老子》《庄子》这些先秦著作里，博物学的知识非常丰富。另外还有农学、二十四节气这些，都有着丰富的博物学内容。

我想找机会把中国的博物学家们写一写，像老聃、张华、沈括、苏东坡、徐霞客、张相文、王世襄等等。我们需要去重新认识，重新排序。

人物简介：

刘华杰，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博物学文化研究者。著有《看得见的风景》《天涯芳草》《博物人生》《檀岛花事》《崇礼博物散记》《勐海植物记》《浑沌语义与哲学》《自然以自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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