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类生活、工作与交往全面渗透，人类社会被整体“增强”

　　今天人类社会被高速发展的智能技术不断嵌入和重构。当下的社会已经是智能型社会，或者简单说，智能社会。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类生活、工作与交往全面渗透，人类社会被整体“增强”，尽管若干年后当我们回看时会认为今天的社会最多是“原始的”智能社会。
　　科学家、工程师以及企业家们，不关心哲学家关于“人工智能”是否可能的学理争论，他们也不关心强人工智能与弱人工智能之争；这里，强人工智能是指那种具有理解能力的机器，而弱人工智能是指能够通过图灵检验即貌似有人的智能的机器。他们根据社会需求开发出各种智能技术产品，而这些产品的社会化又进一步刺激或者促进新的社会需求。当前，不仅仅有谷歌公司开发的围棋智能程序AlphaGo、AlphaZero和分析蛋白质结构的智能程序AlphaFold这样“小众”的人工智能程序，而且有各类科技公司开发的大量“大众化”的市场化人工智能产品，如各种人工智能客服、商场的问路机器人、汽车导航系统，以及逐渐成熟的智能陪伴机器人等。
　　这些市场化产品达不到弱人工智能的标准，它们最多在某个领域中“看上去”具有某种程度的智能表现。因此，通用智能（全域智能）和专门智能（局域）两个概念更能有效对这些产品进行描述，通用智能（全域智能）指的是能够解决环境中所有问题的智能，而专门智能（局域智能）指的是能够解决环境中的某一类问题的智能。
　　这些不断出现的各种人工智能产品不仅仅为我们提供了生活便利，更重要的是它们打开了人们对未来的想象空间。人们开始展望人工智能社会的未来。弗洛里迪说：“我们正在经历着一场意义深远的图灵革命，这场革命在很大程度上由信息与通讯技术驱动。”根据弗洛里迪的分析，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三次颠覆性的自我认知的革命，它们分别为“哥白尼日心说理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而当下“图灵革命”可以与它们相提并论。
　　哥白尼革命之后地球失去了宇宙中心的荣耀，但人类仍认为自己是地球的主宰；达尔文于1859年发表的《物种起源》则告诉我们，所有事物都来自于共同的祖先并在自然选择下不断进化，人类并不是万物之灵；弗洛伊德揭示了人类大脑中无意识的存在，意识只是冰山一角、并被无意识所控制，因而我们不是意识（心灵）的绝对控制者。在弗洛里迪看来，图灵革命使人类丧失了“独一无二性”，人类不再是信息圈的中心。
　　弗洛里迪说：“图灵使我们认识到，人类在逻辑推理、信息处理和智能行为领域的主导地位已经不复存在，人类已不再是信息圈毋庸置疑的主宰，数字设备代替人类执行了越来越多的原本需要人的思想来解决的任务，而这使得人类被迫一再地抛弃一个又一个人类自认为独一无二的地位。”这些非人类智能体的数字设备，尽管目前不如人类聪明，但它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超越我们，并且承担越来越多的任务。如果弗洛里迪说的是对的，那么，那些能够进行信息处理的机器应当与人类有一样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