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工作与行动：从阿伦特的“积极生活”出发，探寻当下教师的生命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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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的境况》一书中，阿伦特阐释了三种核心人类活动的内容和含义：劳动、工作和生活，而“积极生活”指示三者，实现了对世界性的复归。回到这样的思想原点，重新审视当下急遽变化的时代中弥散的职业倦怠问题，阿伦特力图交出的思想工具，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透析自我的治疗方法。

“教育的本质即诞生性。”在传统与现代的关照中，在国际与本土的同构中，教师应被赋予何种适当的生命境况？人是被条件规定的存在者，教师“积极生活”置身于其中的世界，也应当在根植于诞生性的劳动、工作与行动中，审慎思考教育的性质与问题，重建自我身心。

作者：(德)汉娜·阿伦特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人类存在有四种状态，“出生和死亡， 诞生性和有死性”。人的境况包括的不仅是给予人 生命的那些处境，人是被处境规定的存在者，因为任何东西一经他们接触，就立刻变成了他们 下一步存在的处境。积极生活投入于其中的世界是由人的活动所造成的物组成的，但是这些完 全由于人方得以存在的物，常常反过来限制了它们的人类创造者。阿伦特力图将“积极生活” 划分为三种活动——劳动、工作和行动。劳动是相应于人作为动物的生物生活，是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仅劳动的人之境况就是生命本身。工作则是与人存在的非自然性相应的人造世界的 活动，工作的产品具有抵抗自然无尽变迁的稳定性。行动包含思考与言行，它揭示了人独特的 差异性，产生故事和形成历史，构成意义，从中生发和照亮人类存在的源泉。

人存在的那些条件

我打算用积极生活的术语，来指示三种根本性的人类活动：劳动、工作和行动。这三种活动之所以是根本性的，是因为它们每一个都相应于人在地球上被给定的生活的一种基本条件。

劳动是与人体的生命过程对应的活动，身体自发的生长、新陈代谢和最终的衰亡，都要依靠劳动产出和输入生命过程的生存必需品。劳动的人之条件是生命本身。

工作是与人存在的非自然性相应的活动，即人的存在既不包含在物种周而复始的生命循环内，它的有死性也不能由物种的生命循环来补偿。工作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自然环境的“人造”物的世界，这个世界成为每个个体的居所，工作的人之条件是世界性。

行动，是唯一不以物或事为中介的，直接在人们之间进行的活动，与之对应的是复数性的人之条件，即不是单个的人——而是人们——生活栖息于世界。复数性是一切政治生活特有的必要且充分条件。因此在罗马人的语言中，“活着”等于说“在人们中间”，“死去”等于说“不再在人们中间”。

所有这三种活动和它们相应的条件，都与人存在的最一般状况密切相关：出生和死亡、诞生性和有死性。劳动不仅确保了个体 生存，而且保证了人类生命的延续；工作和它的产物—— 人造物品，为有死者生活的空虚无益和人寿的短促易逝赋予了一种持久长 存的尺度；而行动致力于政治体的创建和维护，为记忆、为历史创造了条件。

劳动、工作、行动，三者都根植于诞生性，其中，行动与人的诞生性条件联系最为紧密。我们能感受到诞生所内含的新的开端，正是因为那些源源不断来到世界的新来者具有开创新事的能力，也就是行动的能力。可以说，行动的要素也是诞生性的要素，它内含在所有人类活动之中。

人的条件包括的不仅是生命被给予人的那些条件。人也是被条件规定的存在者，因为任何东西一经人类接触，就立刻变成了他们下一步存在的条件。一方面，人积极生活置身于其中的世界，是由人的活动所产生的物组成的，这些物又常常反过来限制了人类。另一方面，除了被给定的条件外，人也常常创造出人为的条件，这些条件虽可变，却也跟自然物一样具有制约人的力量。因而，任何接触到或进入人类生活稳定关系中的东西，都立刻带有了一种作为人类存在条件的性质。这就是为什么无论人类做什么， 他们都总是受制约的存在者的原因。任何自行进入人类世界或被人为拉进人类世界的东西，都变成了人类条件的组成部分。

世界现实对人类存在的影响，被感知和接受为一种限制人的力量。世界的客观性——它的对象性或物性——与人类条件互为补充，因为人类存在是被条件制约的存在，人类就不可能没有物而存在，而如果物不是作为人类存在的条件，它们就只是一堆不相干的物品。

此处要避免误解：人的条件不等于人的本性，与人的条件相应的所有人类活动和能力的总和，都不构成人的本性。在人的条件中，我们所能想象的极端的改变，莫过于人从地球移居到另一个星球上，然而，即使离开地球的漫游者，也仍然是人。我们关于其“本性”所能做的唯一声明是：他们依然是受条件规定的存在者，即使现在他们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是人造的。

人之本性的问题，奥古斯丁所谓的“我对我成了一个大问题”，似乎在个体心理学和一般哲学的意义上都是无法回答的。我们能认识、确定和定义周围万物的自然本性，但是无法对自己做同样的事——就像无法跳出自己的影子一样。如果人像其他事物一样，有一种本性或本质，那么首要的前提是我们能像说出一个人是“什么”一样，说出这个人是“谁”。

然而，人的认知模式只适用于认识有“自然”性质的事物，包括对自身的认识，也限于我们作为有机生命发展最高阶段的样本，不足以回答以上问题。另外，人存在的那些条件——生命本身，诞生性和有死性，世界性，复数性以及地球——也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原因很简单，这些条件从未绝对地限制我们。

积极生活与沉思生活

“积极生活”一词，产生于一种特定的历史聚合。苏格拉底的审判和哲学家与城邦之间的冲突，取消了与其直接政治目的无关的许多更为远古的经验，并最终以一种高度选择性的方式，在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中达到了终结。

亚里士多德认为，世界上有三种生活方式：以快乐为善的享乐生活、以城邦之善为目的的政治生活和以理论研究为目的的沉思生活。三种生活方式的共同点是它们都关注“美”的事物，即关注既非必要又非纯粹有用之物：在享乐生活中，美是用来消费的；在致力于城邦事务的生活中，卓越产生了美言嘉行；在探索和沉思永恒之事的哲学家生活中，恒久的美既不会因为人们的营役而生成，也不会因为人们的消遣而改变。

这三种生活方式都是自由的生活，即完全不受生存必需品和由于生存必需而产生的关系的束缚——不仅包括劳动的生活，而且包括自由手艺人的制作生活和商人的敛财生活。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劳动和工作都不够有尊严，不足以构成一种完整意义上的生活，一种自主的和真正属于人的生活方式。因为劳动服务于必需的东西，工作生产有用的东西，它们都依赖人类的需要和缺乏。

随着古代城市国家的消失，“积极生活”这个词失去了它特定的政治意义，开始意指所有致力于此世之事的活动。准确地说，古代城市国家的消失并没有造成工作和劳动在人类活动等级中的上升，实际出现的反倒是另一种情况：行动也从尘世生活必需性的层次上考虑，以至于沉思生活成了唯一真正自由的生活方式。

每一种活动，甚至纯粹思想的运动，都必须在沉思的绝对宁静中达到完满和终结。每一种运动，无论身体和灵魂的运动还是言说和推理的活动，都必须在真理面前止步。而真理，都只在人的彻底沉寂中显露自身。

沉思的优越性还在于这样的信念：没有什么人为的作品，在美与真上能与自然宇宙相比，后者自身永恒地转动，不受任何外在的、人或神的干预或帮助。只有当人的一切运动和活动都完全停止时，这种永恒才向有死者的眼睛显露自身。

从传统历史一直到近代开端，“积极生活”一词从未丧失它不宁静的否定性含义，这种含义直接关联到人自身所是的事物和由于人而存在的事物的区分，自然事物和人为事物的区分。而当与上述宁静状态相比时，当沉思在传统等级中获得的极大重要性，积极生活之内所有的区分和表述都被模糊掉了。

传统上，“积极生活”一词从沉思生活中取得了它的意义；仅就它服务于一个活的身体的沉思需要和需求而言，它才被赋予了有限的尊严。

来源|《優教育》杂志第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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