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四平丨论陶渊明隐居生活的审美元素与享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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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关四平（1953），男，黑龙江哈尔滨人，辽宁传媒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

［摘　要］陶渊明的隐居生活是否快乐，这在学界存有争议，笔者认为他由衷地感到隐居生活的快乐，且能够不断发现隐居生活中的审美元素，并以其独特的享乐方式充分享受其中的人生真乐。这不能仅视之为客观的无奈，也是其主观理性对人生真意彻悟后的自我选择，更是“质性自然”的性情使然。据其诗文所记，他逐步发现的隐居期间的审美元素多达40余种，其中又以琴、书、酒、亲情、友情等为核心，以弹琴、读书、饮酒、郊游、爱子、思友为主要享乐方式。乐而忘忧，至死不渝。若从士林角度管窥陶渊明隐居期间的文化心态，研究陶渊明隐居生活的审美元素与享乐方式，仍然具有超时空的现实意义和审美文化价值。

［关键词］陶渊明；隐居生活；审美元素；享乐方式

陶渊明的人生历程整体分为两大段，前半生曾三次入仕，后半生则完全是躬耕自资的隐居生活。本文主要围绕陶渊明的文化心态来探究其隐居生活苦乐问题。近年来，陶学专家仍有进一步探讨这方面问题的论著问世，见解新颖而深刻，给人颇多启发。从研究现状来说，学界的相关争论主要可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认为陶渊明因官场黑暗，仕途茫然，不得已而归隐，因而其生活上不仅物资匮乏，而且精神上也不快乐。二是认为他是苦中求乐，外乐心苦，而在诗文中则报喜不报忧。三是他由衷地感到隐居生活快乐，且能够找到隐居生活中的审美元素，进而享受其中的真乐。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这从其诗文的全面鉴赏与内涵感悟中可以得到印证。笔者认为，陶渊明选择归隐，不仅是客观的无奈，也是主观理性的选择，还是性情使然：“质性自然”“性本爱丘山”“闲静少言，不慕荣利”等自我概括可证之，因此他是毅然地跳出误落的尘网，欣然地因“倦飞”而“还家”，知“今是”而“昨非”，进而从长期的隐居生活中逐渐发现一系列纯自然的审美元素，了悟人生真意，享受其中的快乐，乐而忘忧，至死不渝。若从士林群体角度反窥陶渊明的生活状态，可以说，研究陶渊明隐居生活的各种审美元素与诸多享乐方式，仍然有其现实意义和审美文化价值。

一、躬耕田园解真意

陶渊明归隐后确实亲身参加了农业生产劳动，如《答庞参军》：“朝为灌园，夕偃蓬庐。”《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这是客观描述其种地、除草、灌溉等田园生活情景。从中可见他对新生豆苗的珍惜，对起早贪黑除草劳动的认真，以及对秋后丰收的企盼，充分体现了他对田园生活的热爱。他在《自祭文》中饱含强烈的主观感情倾向：“含欢谷汲，行歌负薪”，汲水过程包含欢乐，背负柴薪一路歌唱，这完全是田园牧歌式的喜人景象。他已完全是一个自食其力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并且充分享受着躬耕隐居的乐趣。其诗《九日闲居》曰：“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前句说隐居休息中本来就多有娱乐在焉，只是人们没有发现，他自己也是归隐后才不断发现其乐趣所在。后句是反问：隐居生活难道就没有成就吗？答案是肯定的，虽然不能出将入相，修齐治平，却领悟并实现了其人生的真正意义，享受到自由人生的诸多欢乐。这是另外一种“有成”，而且是更为重要的人生价值。《移居二首·其一》就写出他隐居生活中的快乐：“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素心人”指心地朴素纯洁之人，与这些人在一起务农，忙时各忙其事，各有所乐；闲时因相思而相见，有说有笑，快乐无比，只想延长这种美好享受。耕作结束，卧于窗下，凉风拂面，舒畅无比，此乃惬意无比的隐居生活，正如《与子俨等疏》所言：“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此乃知音之言，这是亲身经历过后的真切审美感受。

从哲学层面研读其诗，可见老庄思想对其诗作的思想文化内涵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据日本陶学研究者统计，陶诗文引用典故出于道家著作的有85处之多。如四言诗中“人生若寄，憔悴有时”(《荣木》)，“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劝农》）这些诗句可视之为老子崇尚小国寡民、追求民风质朴思想的诗化，也可见出庄子人生如梦、归真返璞等思想的痕迹。陶渊明在其诗歌作品中，深情地描画出隐居生活的快乐。如《时运》中“山涤余霭，宇暖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等描写，一幅自然、清新、美丽的春光图展现在读者面前。从形象层面说，他发现了田园生活中新的审美元素“新苗”，新长出来的庄稼苗，嫩绿鲜艳，夺人眼球，充满生命的旺盛活力，让人从心里感觉其无比可爱的魅力。尤其“翼”字，名词用作动词，富于动态美，生动活泼，还有一种呵护、亲近之情感美寓含其中。关键是陶渊明看到刚生长出来的、由自己亲手培育的新苗时那种怜爱、愉悦情感是发自肺腑的，真实而感人，的确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不可掩抑。其欣喜之态，跃然纸上。

在陶渊明的隐居生活中，躬耕田园与遨游山水是交错在一起的，忙时躬耕田园，闲时畅游山水，因此其田园诗与山水诗的创作也是交相辉映，相得益彰。陶渊明田园诗中含有江西庐山周围秀美的山水：低头为新苗除草，抬头即可“悠然见南山”，欣赏“飞鸟相与还”。有的诗从题目看，无疑是田园诗，但其中也有山水在焉。如《归园田居五首》，是其田园诗的代表作，但其中亦不乏细致的山水描写，如：“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归园田居·其四》）诗中明确点出是去游山玩水，而且还带着子侄一起跨步崎岖山路，乐此不疲。再如《归园田居·其五》写道：“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山涧清且浅，遇以濯我足。”这次的爬山越岭是独自出游，先登崎岖山路，后下山临涧，戏玩清澈溪水，并且足入水中，与山水亲密接触，乐不可支，意犹未尽。回家后招来邻居共饮同乐，秉烛而饮，通宵达旦。

在陶渊明的隐居生活中，时时有新审美元素的发现，兹以《饮酒·其五》为例申说一二。此诗的名句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其中的“菊”和“南山”，既是自然物象，也是作者眼中新发现的意象，还有隐喻诗人品格和人格的象征意义。下句的“日夕”与“飞鸟”也是如此，夕阳象征着暮年的人生阶段，虽日薄西山，但光芒仍在，夕阳无限好，美不胜收。飞鸟是他自我形象的比喻，相伴还巢的飞鸟是自由快乐的，挣脱尘网的诗人也是如此喜不自胜，鸟即我，我即鸟，回归田园后的自由自在，犹如鸟在天上飞，多么纯美的意象，多么畅快的情绪，多么丰富的想象。其快乐享受，难以言传，说之不尽，故云“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设想陶渊明置身于此时此地、此情此景的心态，他或曾有过“欲辨”的冲动，但此念头一闪而过，自己隐居的是非与真假，有必要与人争论吗？隐居生活才是人生的真正意义之所在，可意会而难以言传，也没有必要诉之于人，自己发现其美之所在，并且充分地享受其快乐，如此足矣，勿言最佳。

陶渊明隐居生活中所发现且笔录于其诗中的美好意象与审美元素还有很多，分别言之，可分三类：其一，自然景物，纯美无瑕。诸如“白日”“素月”“朝霞”“余晖”“白云”“青松”“霜露”“霜柏”“微雨”“清飙”“秋菊”“园葵”“秋草”“南岳”“云间月”“谷中树”“窗下兰”“堂前柳”等，皆是入于陶渊明眼中，令赏心悦目，以诗句录存之。其二，生物动态，各有其美。诸如“狗吠”“鸡鸣”“高鸟”“翔鸟”“云鹤”“游鱼”“猿声”“林鸟”“边雁”“春蚕”“失群鸟”“新来燕”等，既有可爱的形象，也有悦耳的声音，交相作用于其眼中与耳畔，令其心悦、眼明、耳聪，其审美愉悦难以言传。其三，比邻农人，素心淳朴。诸如“墟里人”“采薪者”“柏下人”“素心人”“酣中客”“故老”“邻曲”“比邻”“故人”“田父”等，这些农村劳动者形象，内心坦诚自然，重情有义；外在朴实无华，憨态可掬，陶渊明引之为同道，喜之若亲人，比邻而居，真心交往，带给他发自肺腑的快乐。这一系列审美元素，天上地下，田野山中，林间水里，村里庄外，形象鲜明，琳琅满目，目不暇接，美不胜收，令陶渊明赏心悦目，怦然心动。

若再笼而统之解说，三类可归并为两类：一、二类为自然界，三类乃人世间。人类本来就应该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存。自然界的景与物，主要是陶渊明目力所及的与其为友、令其欣赏、富于美感的美好意象，其中并不包括豺狼虎豹之类令人恐惧的、危害生命的物种与形象。

若再拓宽视野，宏观言之，这两类其实就是一类，即自然大化，宇宙乾坤。人类不过是万物之一耳，为何要凌驾于万物之上呢？如此视之，即可达天人合一，齐物等同之境界，即庄子所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如此说来，这三种视野，三种分类法，实际上是体现了人与自然、物与我关系的三种境界。可以说，陶渊明几乎已接近于庄子所追求的那种境界。

二、琴书相伴寓欣悦

在陶渊明的隐居田园生活中，琴与书二者是占据核心地位的审美元素，弹琴与读书是他最为重要的享乐方式。二者密不可分，又与核心者陶渊明三位一体，终其一生而不分离。在陶诗中常常是琴书并举，此先彼后，交替变化，相互引发，相得益彰。如五言诗中有：“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可见他在二十岁左右成年之时，即将心思置于世俗事务之外，而其中主要的是将情怀寄托于琴和书这两种审美元素之中，这是他独特的不同于其他青年的娱乐方式，因此带给他无可替代的快乐。这种精神上的快乐享受，使他超越了物质生活的贫乏，保持了内心的“自得”与“晏如”。这里琴象征高雅脱俗的审美情趣，书代表人类的知识和智慧，二者共同建构了陶渊明人生理想中的精神世界。

隐居以后，他与琴书的关系愈发密切：“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爱得我娱。岂无他好，乐是幽居。”(《答庞参军》)这里琴先书后，须臾不离，弹琴咏诗，和谐共鸣。相比之下，其他爱好都是等而次之的。这当然与其隐居的环境密切相关，幽居之中，多是独处，而弹琴咏诗，可以不依赖任何人，既可又弹又唱，又能独立进行，也可先弹后咏，有序完成。弹琴这种审美元素，只有懂音乐、通乐器者方可享受。在诸多民族乐器中，琴是陶渊明的最爱，出现频率最高。从其诗中“清琴横床”的形象描写看，琴是他亲密的伴侣，甚至在床上也相伴不离。“横”字用得大气，突显琴不可替代的中心地位。

再看他在五言诗中是如何描写其享受弹琴的审美感受：“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弹。感彼柏下人，安得不为欢。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诗句中先选择一个好天气作为音乐背景，蓝天白云，本身就是一副自然美丽的图画，也是自然大化的美妙天籁音乐。天气佳自然会心情好，情动于中，借音乐以表达之，音乐与快乐相辅相成，音乐激发快乐加倍增长。这次音乐享受，并非陶渊明独奏，而是既有清亮的吹奏，也有弹琴合奏，还有一展歌喉、清新歌曲的唱响，而且是新创作的“新声”歌曲。这就形成了吹、弹与歌唱的天籁般的和鸣，简直就是一场小型音乐会了。因此，作者按捺不住其欢乐情绪，直接表达其对此情此景无比快乐的赞叹——“安得不为欢！”进一步说，这还是一次酒会，以酒助兴，不可或缺，酒精会使快乐情绪与审美享受逐步升级，达于高潮。这次音乐会的参加者，除陶渊明外就是“柏下人”。作者略去其姓名而赋予其雅号。从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松柏之下人物的形象雅号，就可想象其人品与追求，定是陶渊明志同道合的知音。为此，陶渊明由衷表示感谢“柏下人”。有了这样特立独行的人物在场，陶渊明获得了吾道不孤的欣慰与尽兴的享乐。

在陶渊明的传记中，沈约和萧统特地写到在陶渊明身上酒与琴之关系。沈约在《隐逸传》中特别写到陶渊明弹无弦琴的情景：“蓄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其意表明陶渊明只有在“酒适”即喝酒恰到好处的节点，才“抚弄”其独有的无弦琴，来表达其心中被酒诱发出来的快意。更为独特的是，他弹琴往往是借此寄托自己的心意，而非正规地去演奏音乐。正如陶渊明自言：“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他追求的审美效果主要是能够获得审美趣味，而非为了发出声音。这又是超越外在形式的审美追求，与前述“载弹载咏”又有所不同，由外而内化，这表明其审美追求又上了一个台阶，其享乐方式愈加多样化了。

陶渊明隐居享乐中与弹琴相鸣和的是读书，书是陶渊明隐居生活不可或缺的审美元素。他的五言诗中有“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的宏观概括说法。从中即可看到他读书数量之多，阅读面之广。他在《与子俨等疏》中说：“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这说明他学琴的时间较早，为学琴书而喜爱闲适安静的环境。读书有了收获，得到自己预期的或意外的感悟，就非常高兴，竟而至于忘记吃饭。这是全身心投入并能得到精神愉悦的至高读书境界。

从前引诗文看，陶渊明在琴书并举中，琴皆居于书前，这固然说明陶渊明对琴的器重，但也有书在琴前的诗句，如“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和郭主簿二首·其一》）。此诗句表明：他隐居后，停止了与外界的交往，从事轻松自在的闲适活动，其中他最喜欢的事情主要是读书和弹琴。从后句看，书在琴前，似可作如下解读：第一，在时间安排上，他读书的时间应该超过弄琴，居于首位。第二，将书置前，也是为了平衡二者的关系，说明二者同等重要。第三，也是写实，符合生活常态：有时先摸书籍，有时先抱古琴，没有一定的顺序，完全是顺其自然，兴之所至。陶渊明也有单写读书乐趣者，如：“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读山海经·其一》）这皆可见其读书过程中所获得的最高层次的不可替代的愉悦。从中还可看到，他读书的方法有别于皓首穷经的一般儒生。陶渊明的写诗也与众不同，他在其五言诗中恰好道出其著文的奥秘所在：“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移居二首·其二》）”可见，他是选在佳日，登高望远，见景生情，以酒助兴，有此逐项审美元素，新诗方可应时而出，落笔成稿。陶渊明在五言诗中还写道：“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乞食》）先写与知音同道者交谈而和谐的快乐，话若投机，千句不多，以至于从日出谈到日落，意犹未尽，以酒助兴，倾杯痛饮而不醉。屈原曰：“乐莫乐兮新相知”，陶渊明也如此，他在与新相知间感情投缘、欣欣然的欢乐中，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口占佳句，赋诗成篇。一首首美妙诗篇即从心底流出，传至千古而不朽。这就是“自娱”中的“高趣”“著文章”，这就是审美与享乐。试想：如果写文章过程中毫无乐趣可言，那文章还值得耗费精力去写吗？这样的著文写诗，能够持之以恒吗？今人的文学创作难道不也应从陶渊明的创作过程中悟出真谛吗？似乎还应该很好地探究、效法陶渊明“著文章自娱”的写作追求。

陶渊明不仅乐于读书和创作，也有评论诗文的快乐在焉。如：“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二首·其一》）诗中生动写出陶渊明与邻居颜延之、殷景仁、庞通等“素心人”高谈阔论的情景。抗言：抗直之言，指高谈阔论或高尚其志的言论。这些志同道合之邻居聚首讨论，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其中，既有欣赏，也有论析；既有同仁的共鸣，也有“和而不同”的互相争鸣探讨。这是真正的文学评论，有着良性的讨论状态，有着和谐美好的学术氛围，有着怦然心动的审美享乐。这些审美元素与审美感受，寓含于整个欣赏、讨论过程之中。可见，陶渊明不仅是一个文学评论家，而且还是一个高层次的文学研讨方式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如此评论诗文，无任何功利目的，也非为某种应用，更非为稻粱谋，而纯粹是为了审美和享乐。此二句已经成为名句，可见后人对此的认可程度，可知其乃难以企及的境界，值得我们由衷钦敬和虚心学习。

陶渊明在《扇上画赞》中道：“翳翳衡门，洋洋泌流。曰琴曰书，顾盼有俦。饮河既足，自外皆休。缅怀千载，托契孤游。”这里的“顾盼有俦”的“俦”乃同伴、伴侣之意，由此可见陶渊明对前贤隐士生活中享乐方式的赞赏。这也为他自己生活方式的选择与审美享乐的方式追溯渊源，且汲取其精神内核。同时，他又能超越前贤，不断发现新的审美元素，充分地、由衷地、真实地享受隐居生活的快乐，这或许可以化无聊为有趣，变寂寞为快乐，享受人生的美好与闲乐。

《自祭文》写于他死前的两个月，可以说是他的绝笔之作。文中“含欢”“行歌”“欣”“和”“冬曝”“夏濯”“常闲”等词语，洋溢着陶渊明的审美愉悦与快乐享受，而且是至死未变的。可知这是他以审美的目光与快乐的心态作的人生总结，令人羡慕而又钦佩，且可从中得到颇多人生启迪与感悟。

三、酒仙举觞享真乐

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曰：“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若说其诗篇篇有酒，未免有言过其实之嫌。在陶渊明隐居生活中，饮酒只是其审美元素之一。在饮酒与弹琴、读书三要素中，饮酒可居第一，其次是读书，其三是弹琴。三者可谓三位一体，相互生发，相互促进，缺一不可，可轮流进行，但并非互相替代。究其实，现存的130余篇诗文中，写到酒的就有近60篇，接近一半，这个比例已是相当可观了，不必再夸张言之。其中，以酒为诗题者，首推《饮酒》组诗，达20首之多。如果非写诗天才与饮酒奇才，恐怕很难做到。此外，还有《述酒》《连雨独饮》《止酒》等诗题，令人叹为观止。他创作的9首四言诗中，写到饮酒者竟达到5首，超过了半数。如《停云》一诗就有“罇湛新醪，园列初荣”“静寄东轩，春醪独抚”“有酒有酒，闲饮东窗”。这里有新酿的春酒，有独斟，有闲饮，无不传达出饮酒给他带来的快乐享受。《时运》中有：“邈邈遐景，载欣载瞩。称心而言，人亦易足。挥兹一觞，陶然自乐。”诗人在此不惜将“欣”“称心”“自乐”等表示喜欢、开心、满足、快乐的词语叠加运用，以充分表达他的快乐，与读者分享。这些诗句说明：静谧纯朴的田园生活与他爱自然爱自由的本性正相契合，他在此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归宿，所以他自得其乐，乐不可支。这里的“挥”字用得好，透出潇洒与快意，是一饮而尽，而非细品慢饮，进而明确点出陶然一醉的自得其乐。

陶渊明五言诗中写酒更多，趣味愈浓，含义更广，独饮共饮，相映成趣。

第一，自斟自饮，乐在独享。这表现在其笔下的典型诗句中：“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答庞参军》）酒不多则自己闲饮，其效果是自我欢乐的样子。“故老赠余酒，乃言饮得仙。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连雨独饮》）酒是老朋友赠送的，且告知饮酒可成仙，在此前提下，又逢连雨天，不用下田耕作，赏雨中独饮的轻松快乐可想而知。“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和郭主簿二首·其一》）此酒是自己酿成的，自酿自斟，有劳动成就感，有时间历程，自斟自饮，又别是一种独享其乐的滋味在心头。“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饮酒·其七》）此诗着眼点在酒杯与酒壶，且写出二者密不可分的彼此联系与此消彼长的过程：杯中酒满，则壶中酒少；杯空则倾壶续之，彼此往复，壶中酒尽为止。当然，若酒瘾未足，也可取之于酒瓮，酣醉而后方可止也。“白日掩荆扉，对酒绝尘想。”（《归园田居五首·其二》）此诗有两点值得一说：一是白日即饮酒，不待晚上，而且关上柴门，以免来人打扰其饮酒。二是强调喝酒的特殊效果：可杜绝一切尘世的想法，这里不仅包括做官、金钱，也包括种田和柴米油盐。这两点也可一言以蔽之，写出其饮酒之“专”，可释之为专门、专心、专业、专家。“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己酉岁九月九日》）此诗强调的是能让陶渊明最称心快乐的事，莫过于饮酒，自我陶醉，乐不可支，即使是质量有限的“浊酒”，也足以陶然自乐，无可替代。《饮酒诗序》曰：“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写出诗酒互动、相得益彰的绝美佳境。

第二，与人共饮，欢乐无限。试析典型诗句以见之：“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其九》）这是与田父同饮，不可推辞，一醉方休。“有客常同止，取舍邈异境 。一士长独醉，一夫终年醒”，“寄言酣中客，日没烛当秉。”（《饮酒·十三》）这是通过对比的方法写出二士的不同。作者的态度显然支持醉酒者，鼓励他秉烛而饮，通宵达旦。“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饮酒·十四》）这是数位故人带酒来与作者共饮，地点是室外松下野饮，更有自然之趣。作者意在强调酒中才有值得品尝的人生的深切味道与特殊乐趣。“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杂诗·其一》）前一句是说理，“欢”与“乐”同时出现，强调内心的欢喜情感应当付诸实施，见诸行动，寻找乐事。后句是理论的具体落实：作者出酒请客，将邻居邀至家中盛情款待，以酒达意，共同享受饮酒之快乐。“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归园田居五首·其五》）这是作者自酿新酒熟后，盛情邀请邻居们来家中饮酒。下酒的主菜是炖鸡，以薪代烛照明，可见饮酒者情绪之高涨，氛围之友好，酒兴之浓烈，以至于通宵饮酒，直至天明。

陶渊明专门写有《止酒》诗，可以想见，当时劝他止酒、戒酒者应该大有人在。但陶渊明自有一定之规，他的态度非常明确：“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其意在于：第一，他一辈子不会戒酒，没有犹豫和动摇，没有商量。第二，为什么不戒酒？原因只有一个，止酒没有快乐。快乐是陶渊明隐居生活的第一要素，妨碍快乐的事绝对不做，包括做官，当然也包括止酒。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酒”字曰：“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恶。从水从酉，酉亦声。一曰造也，吉凶所造也。”意为酒能够迁就满足人性中的善恶激情，也是导致或吉或凶之事的原因。以此释义衡之陶渊明饮酒诗的创作及其审美文化效果，应是满足了其人性中的善，充分表达出他对隐居生活自得其乐的激情，也是使其后半生田园生活吉祥快乐的原因之一。

在中国文学史上，饮酒而能如此快乐，饮酒而达如此高之境界，当以陶渊明为最，后世饮者名家皆无法望陶渊明之项背。试以唐代大力倡导“惟有饮者留其名”（《将进酒》）的李白为例稍加比较，以衬托陶渊明之不可及也。其中，最大的差别在于：陶渊明饮酒是将其作为审美元素视之，饮酒是其享受人生快乐的主要方式之一，而李白则是将饮酒作为消愁的工具与途径。这种视角的差别就决定着二者饮酒的效果和层次之判然有别，不可同日而语。

李白的愁远大于陶渊明：“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秋浦歌十七首·其十五》）这是空前绝后的浪漫夸张的巨大深重愁情。因为愁重而有好酒也停杯不喝：“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行路难》）其愁苦与茫然源于何处呢？主要因其有大欲在焉。其大欲为何？无外“出将入相”的人生目标而已。因目标太高，又“多歧路，今安在”，故愁愈来愈重，只好借酒浇愁，以抒其愤。出自杜甫笔下的“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中八仙歌》）看似潇洒豪放，目无天子，其实也是源于来长安后未得玄宗重用，心怀怨气，只得放浪形骸，以抒郁闷耳。《将进酒》中卒章显志，篇末点题，说得明白：“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明确点出喝酒是为消愁的主观命意。那么，“会须一饮三百杯”的消愁效果又如何呢？与饮酒的初衷适得其反，竟然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在解愁无效的无奈中，他仍然坚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当然也是目标无望实现的自我安慰罢了。相比之下，李白的这些愁的根源在于他放不下大欲，因而其饮酒中就无法获得陶渊明式的由衷快乐，更无法达到陶渊明的饮酒境界。被诗界誉称为酒仙的李白尚且相去陶渊明甚远，其他诗人的饮酒诗所表现的饮酒快乐更无足道哉！可见，陶渊明饮酒的审美趣味与其饮酒诗所表现的人生快乐境界，的确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四库全书总目》又提出另一种思路，书中在评价李光地时说：“盖学问既深，则识自定，而心自平。”在评价王应麟时也说“学问既深，意气自平”。这说的是学者的内在人格修养，包括平心静气、心平气和等内涵。这个思路和观点也可作为此文以上论述的补充，借以开拓士林人生审美化路径，增加其享受生活快乐的方式。

四、余论

综上所述，陶渊明隐居期间的精神生活特别丰富，也十分快乐。这得力于他善于发现农村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审美元素，能够既随性自然又恰到好处地找到表达其享受快乐的方式，且能够以自己喜欢的方式享受其中的快乐。从中可见，他是一位多情之人，也善于将其内心的至性深情倾注诗中，这使读者阅其诗文时可以体会到其隐居生活中也有情感的浸润，感受到一种独特的情感之美。这种深厚情感适时恰当地艺术化表达，也是其隐居生活的快乐之一。这在上述陶渊明对自然中的山水田园的由衷喜爱，对读书、弹琴、饮酒的人生内容的痴迷沉醉，皆真实、充分、自然、独特地表现出来，令后世读者在赏其诗、读其文的过程中，有所感，有所思，有所悟，有所得。此外，他对人世中的朋友亲人的挚爱深情，也充溢于诗中，如陶渊明四言诗《答庞参军》和五言诗《答庞参军》作于同年（五言作于春，四言作于冬）、同地，且写给同一个朋友。无论是情景交融的意境创造，还是抒情形象的刻画，二诗异中见同，殊途同归，可见其友情之深，爱意之浓。与其抒发朋友深情交相辉映的还有爱子情浓的诗句表达，如《和郭主簿二首·其一》诗句，“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字里行间，他作为父亲的爱子浓情溢于言表，不可遏制，直抒胸臆，喷薄而出。此诗作于何年，学界有争议，据逯钦立先生观点，当作于东晋义熙四年（公元408年）陶渊明四十四岁时。届时已过不惑之年的父亲，眼见儿子在其身边嬉戏，耳闻其牙牙学语之童音，其父爱天性发自内心，浓郁而深沉，这促使他以直抒胸臆的“真复乐”三字来强调这种快乐是真实的，可视可闻可感的，是可重复享受而永无止境的。作者通过视觉与听觉交相错落的手法，使其弱子形象跃然纸上，读者既可在脑海中浮现出儿童天真自然、蹒跚学步的玩乐形象，也可在耳边萦绕其喋喋不休的学语声音，一个可爱的儿童形象立体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种源于人之天性的爱子情感，也是他享受隐居生活快乐的方式之一。

总之，正如笔者此前一篇文章所说，陶渊明“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是至死不变的”，“他终生付诸实践的理想人格将会永放光辉，烛照后代士林”。

网址：关四平丨论陶渊明隐居生活的审美元素与享乐方式 https://www.yuejiaxmz.com/news/view/102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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