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笔

发布时间:2025-06-18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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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缘起

从如下四点阐述想要评论德·塞托的驱动因。

1、与侯旭东《什么是日常史》的交叉

比较阅读德·塞托的理论思考,与国内风头正劲的日常史著作,会有一些初步的结论。国内史学家的所谓“日常”,更多用来指称“常规”,不断重复的惯例。比如鲁西奇《喜》,他是把“喜”这位有资料幸存的秦代小吏,当做常规的一个例子来描写。虽然侯旭东在《什么》中花了很大篇幅,批判阎步克先生注重结构的制度史研究,但他自己主张的别样的制度史,同样瞄准的是静态的东西。这种静态的东西,似乎可以用布尔迪厄的“惯习”来描述,将“制度”替换为“传统社会中,政治这一场域,官员们的惯习”。而且这是一种强约束的惯习——它们的确是一组有其微分差异的实践,而非“深度结构”——强约束下的惯习,灵活应对的可变空间很小。“日常”给因循守旧穿上了马甲。

德·塞托“日常”的指称完全不同。本书谈到的日常,更容易让人想到的是,经验领域之被理论话语涵摄,先验的不可能性。日常因而不是“常态的举例”,日常是可能性、新事不断喷涌的领域。

同一个词有着相当不同的指称,是很平常的。然而如此不同的指称为这一词所统驭,也是件值得探究的事情。

2、与约阿斯《社会理论二十讲》的交叉

约阿斯这部社会理论教科书有很强的,作者本人的理论关怀在里头。他在分析帕森斯的典范性社会理论时,就指向了自己的“创造性的行动理论”。在以他本人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之前的社会理论思想家,在行动、社会秩序、社会变迁三个社会理论的主要维度中,要么不能兼顾,要么不能一贯。约阿斯以“作为行动固有属性的创造性”概念尝试解决社会理论中这个难题,可惜,仅从《二十讲》管中窥豹,“创造性”概念的深度阐释是付诸阙如的。

同样可惜的是,德·塞托并没有在丰赡细腻、繁简适中的《二十讲》中被提及。他的研究取向却是恰好能与约阿斯的“创造性”互相发明的。德·塞托拓展了福柯的理论,将“主导性的技术机制:权力”拓展为“日常生活的不同战线上,常人都会采用的技术机制:战术”。他也批判了布尔迪厄的“策略”概念,尽管布尔迪厄用该概念分析个体灵活的社会实践,德·塞托还是认为那种分析是简化过的,对“理论涵摄实践领域的先验不可能性”认识不够充分。布尔迪厄使用“策略”概念的背面意图,仍要迅速撤回到容易言说、容易把握的科学领域。相应地,德·塞托使用“战术”概念,强调在理论研究中要时刻意识到那种不能牢笼的实践性,进而从实践领域反照理论领域,要日常使用的战术拥有一种在理论中当下明见的力量。

从德·塞托思考约阿斯揭示的“不能兼顾,不能一贯”的社会理论难题,也许它之所难的原因部分在于,社会变迁常常是由违规行动引发的,有时候甚至是非常激烈的违规行动。这是从帕森斯规范功能论出发,本来就很难把握到的东西。约阿斯本人也有战争社会学相关的论著,可惜不知道《战争与社会思想》同《行动的创造性》之间的连接点为何。德·塞托的“战术”更好绕开行动理论中的“功利-规范”之争,做一个小小的楔子来撬动约阿斯描绘的严整宏大的社会理论体系,用被理论尽力把握的丰富日常实例,来充实行动的创造性这一概念。德·塞托继承的巴塔耶-福柯“僭越”之思,是很有机会补充上规范主义难以觉察的社会变迁动因的吧。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德·塞托对理论-实践关系的思考,也很有裨益。

3、反思:理论与实践

约阿斯在《二十讲》中常在社会学研究实践面前为社会理论做很强的辩护。可见人文社科中的“理论”与自然科学中的“理论”所指也有不同,难道理论物理需要为自己的存在来在实验物理面前做辩护吗,或者纯粹数学要对应用数学做同样的事情?显然这是两个并存互益的领域。

德·塞托是直接从两个领域的并存互益入手来展开自己的思考的,因此他更能在一个较高的层次上阐述理论的不足;不仅是理论对于研究实践,对更广泛的实践领域,理亦同然。如前所述,实践必然比理论生动宏富,另一方面,两个领域又是由话语贯通的。难道建立起AGIL模型的理论本身,不是适用AGIL模型的一种系统吗?理论系统的媒介正是话语,话语用于理论系统的内部交流与理论-实践系统的互相沟通。这是玩笑话,或者说一个“隐喻”,德·塞托是将“本就不能统摄实践的理论”,置于不比实践高也不比实践低的位置上,来理解两者的。可能性、新事不断喷涌的日常实践,要求原始含义为“看见、使看见”的理论(P141),对自身有新的“照明”。明瞭自身的局限与优势,理论就能更好地投身到没有轮廓线,无处不发生的理论-实践沟通中去。——理论是一种分形。

4、思考的多样化策略

对自己探究之事一知半解的人,常好使用看似轻灵飘逸,实则含混空洞的法式风格。因此这种风格,在认真而饱学的人们中间,风评不好。据说《日常生活实践1》这本书被人诟病翻译糟糕,我可以保证,这书没坏到完全读不了的程度。那么,是因为这种风格而让人们读不进去,如果没有翻译挡枪就要直接批评到原文的风格了吗?接下来,在一个较高的层次上,在另一种语言中,为这种风格做个小辩护。

德勒兹、福柯的著作十分晦涩难懂,有评论指出,这是法国那时候的文化氛围逼他们不得不如此。但看德勒兹的哲学史阐释,福柯的法兰西学院讲稿,那是清晰好懂到堪称法国人引以为傲的明澈风格的模板的。德勒兹、福柯不曾摧毁这一传统,倒是延续了这个传统。另一方面,德勒兹等法国思想家好对数学、科学发议论,而被来自美国的正牌科学家嘲笑,其实也要放到法国的文化氛围里看。也许在法国,人文与自然科学,本就不是老死不相往来的畛域。我想随便举四个例子。一是像彭加莱这种愿意用明晰风格给科学的外人写文章的大数学家;二是安德烈·韦伊、西蒙娜·韦伊兄妹这种一气连枝各有所长的知识人家族;三是法国科学史传统(迪昂、巴什拉、科瓦雷、卡瓦耶斯、康吉莱姆)对人文社科范式变革的巨大影响;四是在今天仍有潇洒不羁的数学家做到了总统顾问。德勒兹谈论数学、科学可能的确不对,但智力正常的人,应该都能看出他是要让人文跟得上数学领域的进展,就像SPE德勒兹词条说的那样。然而这种跟进,也影响到了法国文人的风格,变得和现代数学一样不是一眼就能懂得。

法式晦涩更像是一种想要在更高层次上与读者交流的努力。德式晦涩则是要把很难很难的东西,用冗长而比它要表达的意思更加费解的话写出来教授给读者。德国和北美的学者非常擅长重构别人的理论。耐心的重构要求读者必须压住自己的不耐烦,在十句话里找到一句闪光的话——但重构根本不是要写金句给别人写进题记和脚注里去,重构是为了发现被引用的经典作者的内在矛盾,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理论,以至于在他们的书里,历史梳理和自己的新主张所占比例相当的失衡。仍以德勒兹为例,法式的历史梳理是什么样的呢:

发现那些迫使哲学家思考的而其却不自知的深层次问题;勾勒出哲学家并没有完全意识到的这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需要,那就毫不犹豫地运用一些仅仅潜藏在哲学家著作中的概念,同时大胆地越过那些在解释传统中认为,任何相关哲学家的讨论中都需要的主题。在德勒兹眼中,这就是哲学史家的任务,他自己也要以最严肃的方式去完成这项任务。

——國分功一郎《德勒兹哲学原理》第一章

德、美学院派的重构,只要耐心读,甚至在不读其所重构的原著情况下,也是能够读懂,有所收获的。(以偏概全)法国学者的处理方法,更像是透视与侧观,得用视角空间转换的隐喻(透视也是种四维的视角转换)来形容他们的手法。不读原著,不是完全不能理解他们说的东西,但即便理解了也理解不到精要,因为这种手法是要起死者于地下,面对面聊他们的心中所想的,读者只能从“对话”出发来参与对话。至于德国、美国的重构,只要我们好好听老师讲就是了。

本书德·塞托对福柯、布尔迪厄的阐释就很法国。他没有仔细地重构二人的理论要点,只是从侧面看这两位社会理论家,用类似于点评的方式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如果摹仿法式文章表面上的飘逸轻灵,就是污名化了这个很美的词,骗人骗己罢了。德·塞托对生活、文字活生生的感觉,与这种风格交融。飘逸轻灵都有它清晰生动的内核。

进一步,这是一种值得吸收的思考策略。严肃认真的思考,不应该局限于学院派风格。不是说美、德学院式风格不好,恰恰是因为它足够好,才有这样的力量把思考全球化地约束到一种风格上去。精密分析为基础的勤恳重构中,布满了辛苦搜集的脚注,学生们像古代诗人一样,养成了见到好句子好想法就要求问它的出处来源,记到自己的卡片APP里去的好习惯。思考策略的单一化将消灭思考,尤其在当前情势中。

也许连法国人自己都在他们从属形势的暂时的必然性中抛弃了这种风格,这个假想的可能性并不会影响对该风格的评估,即便真的发生,这种风格也值得在其它语言中通过翻译保存,留下重生的种子,就像古希腊哲学在阿拉伯语中经历过的那样,就像汉语佛经翻译出的词汇,经由日本又重生在我们的当代继续发挥其当年没来得及发挥的效力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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