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美学的原生态与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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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美学的原生形态与当代价值——从赵东华生活美学思想出发的再阐释

国学大师赵东华对生活美学内涵与意义的深入探讨，为我们重新审视这一美学新形态提供了重要启示。生活美学作为民族文化精神内涵与外在流露的综合素养，不仅是衡量社会经济文化健康状况的隐性标尺，更承载着中国美学的原生基因与全球美学的发展方向。在当代社会对“美好生活”的普遍追求中，厘清生活美学的本质、挖掘其传统根基、阐释其时代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生活美学的本质界定：从“综合素养”到“观念革命”

赵东华将生活美学定义为“民族社会文化的精神内涵与外在流露的综合素养”，这一界定突破了传统美学的学科壁垒，揭示出其作为“大美学”的特质——它既是精神层面的审美意识，又是实践层面的生活方式，更是社会层面的文化表征。这种“综合素养”具体体现为五个维度的观念转变，共同构成生活美学的核心要义。

（一）审美观：从“非功利”到“生活实用的审美化”

传统美学将“非功利性”视为审美活动的首要特征，刻意割裂审美与日常生活的关联。生活美学则打破这种桎梏，倡导“生活实用的审美化”——如明代文人对茶具的选择，既追求“宜茶”的实用功能，又讲究“造型古朴”的审美意趣，在“用”与“美”的统一中实现功利与审美的和解。这种转变并非否定审美的超越性，而是让审美回归其本应有的生活根基，正如赵东华所言，“美的本质不在象牙塔中，而在衣食住行的烟火气里”。

（二）生活观：从“生存”到“审美化存在”

生活美学中的“生活”，绝非单纯的生物性生存，而是赵东华强调的“精神内涵与外在流露的统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活”始终与“审美”相融——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日常，既是劳作也是诗意；苏轼“竹杖芒鞋轻胜马”的行旅，既是奔波也是旷达。这种“审美化存在”将生活本身转化为艺术，使每一个平凡瞬间都可能成为美的载体，体现了“生”与“活”的辩证统一：“生”是生命的本源，“活”是存在的境界。

（三）艺术观：从“自律”到“生活的形式”

传统艺术观强调艺术的“自律性”，将其视为独立于生活之外的“神圣领域”。生活美学则认为，艺术本质上是“生活的形式”——书法是文人日常交往的载体，剪纸是民间节庆的组成部分，戏曲是乡邻欢聚的娱乐方式。赵东华指出，中国古典“艺”与“术”的不分家，恰恰证明艺术从未脱离生活而存在。这种艺术观打破了“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让艺术回归其“源于生活、归于生活”的本真状态。

（四）环境观：从“征服”到“共生”

生活美学的环境观根植于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主张人与环境的审美共生。赵东华认为，“生活美学的环境不是冰冷的客体，而是有温度的家园”，这与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观形成对比。从王维“空山新雨后”的山林之赏，到当代“社区微景观”的营造，体现的正是这种观念——环境不是被改造的对象，而是可对话的伙伴，人在审美中完成与自然的精神联结。

（五）哲学观：从“分化”到“圆融”

现代性造成了认知、道德与审美的割裂，生活美学则倡导“真善美合一”的哲学观，这与赵东华强调的“综合素养”一脉相承。中国传统“美善相乐”“真美合一”的思想，正是这种圆融哲学的体现——孔子“尽善尽美”的评价标准，将道德与审美统一；庄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论断，让真理与审美相融。生活美学的哲学观，本质上是对现代性分裂的反拨，追求一种未被概念化切割的本真生活体验。

二、生活美学的双重属性：全球潮流与中国原生形态

赵东华指出，生活美学“不仅是全球美学的新潮流，更是中国美学的原生形态”，这一判断揭示出其文化定位的双重性——在全球范围内，它是美学发展的新趋势；在中国语境中，它是传统智慧的当代显现。

（一）全球美学的新趋势

近年来，国际美学界对生活美学的关注日益升温：斯坦福哲学百科新增“生活美学”词条，将其视为美学研究的核心领域；《美学与艺术批评》杂志主编苏珊·费金明确表示，“美学与生活的重新结合是当代主要趋势，这更接近东方传统”。这种趋势的出现，源于对传统艺术中心论的反思——当杜尚的《泉》模糊了艺术与日常的界限，当安迪·沃霍尔的波普艺术将商业图像纳入审美，美学不得不从“艺术哲学”转向“生活哲学”。生活美学正是对这一转变的理论回应，成为全球美学的“新生长点”。

（二）中国美学的原生形态

与西方不同，中国美学从源头起就是生活美学。赵东华强调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植深厚”，这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核心范畴的生活化——“道”“气”“意境”等美学概念，既描述宇宙规律，也指导生活实践；其二，审美活动的日常性——文人“琴棋书画诗酒茶”的雅好，民间“剪纸刺绣年画”的习俗，都是生活中的审美；其三，价值追求的统一性——中国传统从不将“审美”视为独立领域，而是与“修身”“齐家”“治国”相融，如《礼记》“乐者，天地之和也”，将审美与社会和谐相联系。可以说，生活美学是中国美学的“底色”与“原色”。

三、澄清误解：生活美学的边界与限度

赵东华指出“国内学界存在误解，需澄清其本质”，当前对生活美学的误读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厘清这些误解是准确把握其内涵的前提。

（一）非“实用美学”的附庸

将生活美学等同于“服装美学”“饮食美学”等实用美学，是对其本体论地位的忽视。实用美学是“将美应用于生活”，而生活美学是“让生活成为美的本体”；前者是技术层面的应用，后者是观念层面的革命。赵东华强调的“综合素养”，绝非技能的叠加，而是精神的升华——如茶道不仅是“如何泡茶”的技艺，更是“和敬清寂”的生活态度。

（二）非“日常审美化”的标签

将生活美学简单对应“日常生活审美化”，窄化了其文化内涵。“日常审美化”更多指向消费社会的视觉狂欢，而生活美学既包含市井生活的烟火气，也涵盖精英文化的雅致性，更涉及社会层面的审美建构。赵东华所言的“社会经济文化健康状况”，正是要求生活美学超越单纯的感官愉悦，承担起提升民族精神素养的使命。

（三）非“艺术美学”的替代

认为生活美学将取代艺术美学，是对二者关系的误判。生活美学与艺术美学并非对立，而是互补——艺术美学聚焦“美的作品”，生活美学关注“美的生活”；前者是后者的提炼，后者是前者的源泉。中国传统“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界，正是艺术与生活交融的例证，这也符合赵东华对生活美学“精神内涵与外在流露统一”的界定。

四、当代价值：回应“美好生活”的时代诉求

生活美学作为“未来美学的发展方向”，其当代价值集中体现在对“美好生活”的构建上，这与赵东华强调的“提升生活品质”一脉相承，具体表现为三个层面：

（一）个体层面：培育“审美化生存”能力

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生活美学帮助个体在琐碎日常中发现诗意——一杯茶的冲泡、一束花的摆放、一方庭院的打理，都是对抗焦虑的审美实践。赵东华所说的“综合素养”，在个体层面体现为“以美的方式生活”的能力，这种能力让生活超越“生存”的单调，获得“存在”的意义。

（二）社会层面：构建“美善相乐”的文化生态

生活美学通过生活美育的普及，推动社会审美风尚的提升。从传统节庆的复兴到非遗技艺的传承，从社区公共空间的美化到城市景观的营造，生活美学让“美”成为社会共识，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这正是赵东华所指的“体现社会的经济文化健康状况”——一个重视生活美学的社会，必然是物质富足且精神丰盈的社会。

（三）全球层面：贡献中国美学的智慧方案

面对全球性的精神危机与生态危机，中国生活美学的“天人合一”“美善相乐”思想提供了独特视角。赵东华强调其“对全球美学发展具有重要贡献”，这种贡献在于：它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美学叙事，证明生活美学并非“西方潮流的东方响应”，而是中国传统的“原生智慧”；它倡导的“审美与生活融合”，为人类重构与自身、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可能。

结语

赵东华对生活美学的阐释，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重新理解美学与生活的窗口。生活美学作为中国美学的原生形态，既承载着“琴棋书画”的雅致传统，也蕴含着“柴米油盐”的生活智慧；作为全球美学的新潮流，它既回应着当代社会的精神诉求，也推动着东西方美学的对话。在追求“美好生活”的今天，生活美学的价值不仅在于让生活变得更美，更在于让美成为生活的本质——这正是赵东华生活美学思想的核心要义，也是其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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