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学刊》| 吕兴洋等：回忆疗愈：过往旅游经历对老年人不幸福感的治愈作用研究

发布时间：2025-08-30 14:25

通过旅游，人们可以创造美好的回忆，提升生活幸福感。 #生活乐趣# #生活质量# #文化生活# #旅游观光#

回忆疗愈：过往旅游经历对老年人不幸福感的治愈作用研究

吕兴洋1，刘涛1，谢小凤2，黄天2，张凤英2

（1.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四川成都 611130；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大学华西护理学院，四川成都 610041）

［摘要］在我国社会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寻求治疗老年人心理问题的有效疗愈手段，是提升老年人幸福感水平、实现健康老龄化的重要保障。文章基于回忆疗法，以过往旅游经历作为回忆内容，采用3个现场实验验证其对老年人心理问题的疗愈作用。其中，实验一检验回忆过往旅游经历对老年人心理问题的疗愈效果及作用机制；实验二进一步对比不同回忆内容的疗愈效果差异；实验三验证不同时期的旅游经历对老年人幸福感的提升作用。实验结果表明，回忆过往旅游经历一方面通过提升积极情绪增强老年人当下幸福感，另一方面通过提升存在意义感增强老年人回溯幸福感，对老年心理问题具有疗愈作用。此外，相比于回忆过往生活经历，回忆过往旅游经历尤其是早年旅游经历的疗愈效果更好。研究结论不仅在更大的时间尺度上探讨了旅游经历对老年人幸福感的积极影响，剖析了旅游对个体生命的整体意义，还证明了旅游经历在心理问题治疗领域的重要价值，为健康老龄化的实现提供了建议。

引言

截至2021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已经达到2.64亿，占人口总数的18.7%，即将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1]。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成为重要国家战略，实现健康老龄化成为社会经济发展全过程的总体要求和基本方向[2]。健康老龄化不仅强调老年人身体上的健康和生命长度的延伸，还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以及生命质量的提升。然而，由于缺乏子女的陪伴、缺少社会角色以及与外界的联系等原因，老年人极易产生不安全感、孤独感以及对死亡的恐惧、自卑等心理问题[3]，并进一步损伤幸福感，造成老年人的幸福贫困及不幸福感[4]。因此，亟须寻找缓解老年心理问题的方法来帮助老年人提升幸福感、获得健康美满的晚年生活。

非药物心理干预治疗是改善个体心理问题的常用手段，包括与人交谈、体育锻炼、音乐疗法、认知与行为疗法和回忆疗法等[5]。不同心理问题的表现不同，需要使用有针对性的方法进行治疗。相比其他治疗手段，回忆疗法更注重补偿老年人的当下情感，针对老年群体具有独特的优势。老年期是个体生命周期的最后一个阶段，老年人因此更容易感到时间的流逝和生命的脆弱。当老年人感知到未来时间有限时，以情绪管理为发展目标，通过回顾过往来关注生命的意义、维护自我情绪状态往往能获得更大程度上的情感满足，帮助老年人维持健康良好的心理状态[6]。且回忆疗法的实施不需要老年人熟悉和掌握新场景与新技能，只需要利用老年人丰富的过往经历这一优势资源，有助于使认知功能下降的老年群体更快地融入治疗过程[7]，也因此被广泛应用于老年孤独、抑郁和认知衰退等方面的治疗。

回忆疗法通过个体记忆来保护心理健康和提高生活质量[8]。回忆的内容是特定年代下的生活经历和事件，而旅游经历是区别于普通生活事件的特殊经历。旅游经历包含的新颖非凡的感官体验、畅爽享受的心流体验、愉悦深刻的情感体验[9]，使旅游经历不仅仅是生活中的一个孤立插曲，更是旅游者了解世界、感受美好、拓展自我的途径。新奇的旅游经历在游后生动地留存在旅游者脑海中，成为自传体记忆中的闪光灯记忆，并不断被回想和品味[10]。因此，回忆疗法可以利用旅游经历来进行老年心理问题的干预治疗。那么，回忆过往旅游经历能否治愈老年人不幸福？回忆过往旅游经历是否比回忆过往生活经历具有更好的疗愈效果，其机制如何？回忆哪个时期的旅游经历疗愈效果更好？对这些问题的探究有益于从生命历程的视角了解旅游经历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作用，证明回忆过往旅游经历作为老年人心理疗愈手段的有效性，最终为健康老龄化的实现提供合理建议。

基于此，本文从当下时点与过往时段两个时间视角出发，通过3个干预实验验证回忆过往旅游经历对老年人不幸福感的疗愈作用：实验一检验回忆过往旅游经历对老年人不幸福感的疗愈作用及其作用机制；实验二验证相比于回忆生活经历，回忆过往旅游经历在疗愈效果上的增益；实验三进一步对比回忆不同时期旅游经历在疗愈效果上的差异。本文延伸了以往旅游者幸福感研究的时间范围，即旅游经历在旅游者游前和游后数月之内对幸福感的提升作用，从生命的整体视角和更大的时间尺度上审视了旅游经历对旅游者幸福感的促进作用，并据此将旅游经历作为回忆疗法的干预内容，验证了旅游经历的疗愈价值，建立了旅游研究与心理问题治疗领域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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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回顾1.1 老年心理问题的产生原因及干预措施

衰老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带来了巨大考验，一方面身体机能的衰退导致老年人健康状况不佳、认知功能下降[11]。另一方面，相比于其他群体，社会支持的缺失是个体在老年阶段所面临的独特且普遍的问题，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具有更深程度的影响，是导致个体晚年抑郁的最主要因素[12]。社会支持包括老年人所处的社会网络结构、对社会关系的感知和来自社会的有形帮助等[13]。衰老使老年人的社会支持遭到损坏，社会网络面临枯竭[12]。无论是社会网络成员的缺失，如配偶或亲友的离世；社会关系质量的恶化，如子女陪伴的减少、家庭内部的纠纷；还是社会角色的丧失，如退休后组织身份的缺失。这些都会使老年人得到的情感满足锐减，感到严重的社会孤立与隔阂，阻滞老年人的社会参与过程[14-15]，最终致使孤独、焦虑、沮丧、对死亡的恐惧等心理问题在老年群体中普遍存在[16]，造成了老年期较低的心理健康水平甚至是严重的抑郁。老年心理问题的普遍性与严重性使得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思索治疗老年心理问题的有效措施，以期在延伸生命长度的同时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改善老年人幸福感水平。由于药物干预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进一步损伤老年人身体健康，因此，非药物干预措施成为治疗老年人心理问题的首选方法[17]。

非药物干预措施包含多种具体方法，如体育锻炼、日常谈话、心理教育、音乐疗法、认知与行为疗法、接纳和承诺疗法和回忆疗法等[18]。其中，认知行为疗法是常用的非药物干预措施之一，旨在通过认知重构对患者在逻辑和思维上进行启发，改变导致情绪和行为失调的想法或不合理信念[19]。但其过度强调逻辑与理性的特点也引起了学界对其治疗效果的质疑。为了追求治疗情景与症状的联结性，建立更加灵活有效的疗法，接纳和承诺疗法应运而生[20]。接纳和承诺疗法鼓励个人接受内在心理矛盾和挑战，明确个人价值，将行为与价值相联系，创造有意义的生活[21]。但接纳和承诺疗法的干预过程繁琐复杂，且重视个体对长期目标的追求与实现[22]，这对于认知能力较差且未来时间有限的老年群体来说往往难以适用。与改变个体认知与行为的原理不同，回忆疗法强调个体记忆在治疗心理问题方面的重要性，鼓励个体关注过往经历中的积极经历与事件，通过自我回顾与整合的方式寻求生活的意义，以个体记忆保护心理健康[8]。回忆疗法与老年人较强的回忆倾向相匹配，且较少包含技术性难题，对老年人的认知能力要求低，被广泛应用于老年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的治疗领域[23]。

1.2 回忆疗法的发展与运用

回忆曾被认为是老年人对于现实生活的逃避，是老年心理问题的症状[24]。因此，回忆这一现象曾一度被认为是消极的、不利的。这种错误的观点被Butler打破，他指出回忆是一种日益认识到死亡即将到来所引发的对生命过程的回顾，是对于过去经历的重新审视和整合，能够赋予老年人新的意义，并减轻对死亡的恐惧[25]。这一新观点扭转了学界对老年人回忆行为的理解，指出了回忆与老年心理健康之间的潜在联系，奠定了回忆疗法的理论基础。Lewis最早使用回忆疗法，发现回忆可对老年人自我概念、自尊和社会联结等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26]。

随着对回忆认识的不断加深，回忆已经从简单地重温记忆发展到以不同回忆功能为主导的多种类型。Watt和Wong提出了6种类型的回忆，包括综合型回忆、工具型回忆、传输型回忆、叙事型回忆、逃避型回忆和强迫型回忆[27]。在此基础上，Webster补充了两种类型的回忆，包括基于死亡准备的回忆和亲密关系维持型回忆[28]。此外，对记忆的功能分类明晰了回忆疗法对个体生活的影响，并扩大了回忆疗法的治疗范围，如较高频率的综合型回忆能增强个体意义感，而较高频率的工具型回忆则有助于增强自我效能感[29]，广泛证明了回忆疗法与非结构化老年人更高的心理健康水平有关。自此，借助自传体记忆的回忆疗法被普遍应用于老年心理问题治疗领域。

回忆疗法可以分为3种类型，3种类型的回忆疗法在回忆内容及对记忆的加工程度上不断深入，聚焦不同的目标群体：非结构化回忆疗法通常是自发性回忆与自传体故事的讲述，帮助个体重温过去的积极经历以提升情绪状态，适用于一般的老年群体；生活回顾疗法则是系统地回顾一生，评估和整合记忆，重温个人生活与发展历程，促进内心冲突的解决与自我接纳，对存在心理问题的老年人更加适用；生命回顾疗法是在治疗师的帮助下唤起并重构过去的记忆，提升个体认知水平的同时强化身份感与意义感，主要针对患有严重认知与精神疾病的老年人[30]。旅游经历作为自传体记忆中的闪光灯记忆，值得不断被回忆和品味[31]，适合作为回忆疗法的回忆内容。而对过往旅游经历的回忆则是非结构化回忆疗法与生活回顾疗法的结合，一方面过往的旅游经历是积极愉悦的事件，重温的过程带给老年人情绪上的满足；另一方面旅游经历更是个体过往生命中鲜明的标记和里程碑事件，决定了老年人生命的宽度。基于旅游经历的回忆疗法在建立旅游研究与心理问题治疗领域联系的同时，更凸显了回忆对个体情感与价值感的综合性影响，对保持老年人稳定的心理状态和幸福感水平有重要意义[32]。

1.3 旅游对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

主观幸福感是指人们对自身生活满意程度的评价[33]。旅游在增进我国国民幸福感方面的效益日益显著，已经成为老百姓通往美好生活的重要渠道[34]。对旅游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学界最早关注的是旅游能否有效提升人们的主观幸福感。研究发现，与没有出游的个体相比，刚刚结束旅游的个体对生活有更高的满意度，感觉到更幸福[35]。而且人们的幸福感不仅在旅游结束后有所提升，在旅游开始前也会由于对旅程的热切期待和殷勤盼望明显提高[36]。这些研究充分揭示了旅游在幸福感提升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大量研究进一步探索了旅游增强幸福感的内在机制，其中自下而上的溢出理论的解释力获得广泛认可。该理论认为，人们的整体生活由多个子领域共同组成，如工作、学习、家庭和休闲等，子领域产生的幸福感会向上溢出，影响整体生活的主观幸福感[37]。因此，旅游引发的高强度积极情绪，使得人们对休闲领域更加满意，进而溢出至整体生活，导致主观幸福感的增强[38]。此外，研究还发现旅游对人们幸福感的增进效益受到年龄的影响，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旅游对幸福感的提升具有更大的影响力[39]。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们开始关注旅游对幸福感影响作用的持久性。通过对旅游者进行游前、游中、游后多时点测量的纵向研究表明，对不同国家的旅游者来说，旅游对幸福感的持续影响可以维持两周至两个月不等[40-41]。鉴于旅游对民生福祉的强大促进作用，定期旅游被认为是提高长期幸福感的有效途径，应当被提倡作为一种有利于公众健康的生活方式[42]。但是对于一些存在旅游制约的群体，比如身体机能衰退的老年人，出门旅行本身就非常困难[43-44]。因此，通过旅游实现幸福感的提升就具有极大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旅游能否以别的形式影响人们的幸福感尚未可知。对此，部分研究中针对旅游回忆与幸福感的关系阐述给予了启迪[45]。研究表明，虽然旅游活动本身引发的主观幸福感是短暂的，但是其留下的温馨回忆却是长久的，故旅游回忆或许对人们幸福感有着更加深远的影响[46]。目前，对旅游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始终停留在数周至数月之间的有限时间尺度之内，有必要从更广阔的时间尺度上检验旅游留下的回忆是否能有效提升幸福感。故本研究针对因制约因素难以出游的老年人群体，检验回忆过往旅游经历是否对老年人幸福感具有同样的增进效益，以便更加深刻地了解旅游的国民幸福功能，更好地发挥旅游的社会经济效益。

2 研究假设2.1 回忆过往旅游经历对当下幸福感的影响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本质上是个体动机的生命全程理论，描述了未来时间洞察力对个体社会目标的选择产生影响，并进一步解释和预测个体行为的过程。社会情绪选择理论把社会目标分为知识获取与情绪调节两个维度。当感知未来时间充裕时，个体会以知识追求为目标，谋求广阔的未来发展空间。而当未来时间被认为有限时，个体则会转向追求有情感意义的目标，获得情感满足。因此，与年轻人对未来的期待不同，有限的未来时间使老年人将过往视为最丰富和活跃的时期，老年人会对曾经获得的情感进行复制和加工，以建构提升幸福感的环境[5,47]。当下幸福感是个体对当下生活的积极态度与满足感[48-49]，而过往旅游经历不仅是一次短暂的体验，更为旅游者留下了一段深刻难忘的闪光灯记忆[50]，储存在个体的长期记忆当中。回忆的过程使个体产生兴奋的感觉，并带给其一种享受感与愉悦感[51]，促进了个体对旅游经历的长期珍视。对于未来时间有限的老年人来说更是如此，精彩的旅游经历是老年人过往人生的宝贵财富，回忆的过程正是老年人对过往幸福经历的回顾和再体验，使老年人感受到喜悦和满足，并对当下生活状态做出积极的评价，提升了老年人的当下幸福感。由此，提出假设：

H1：回忆过往旅游经历能增强老年人的当下幸福感

追求情感满足作为老年人区别于其他群体的独特社会目标，在老年人获得幸福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阅历的积累，个体的情绪体验在老年阶段得到优化和调节，老年人对情绪具有更好的控制能力，比年轻人更擅长将情感整合到记忆中，将记忆情境化[6,47,52]。而丰富的情感体验也是旅游经历区别于其他经历的重要特征，更是保持记忆鲜明与生动的重要因素[53]。愉悦旅游体验带给旅游者的新奇、美好等感觉都是积极情绪的一部分，能够使旅游者感到幸福。更为重要的是，积极的旅游经历相比于其他经历还具有较高的情绪唤醒特征。即积极旅游体验中所包含的非惯常环境下的丰富故事与多重感官体验可以带给旅游者强烈的体验感和情绪刺激[54]，使旅游体验不仅容易被即时记忆，更能在体验结束后不断被唤起，逐渐使旅游经历由短时记忆转化为长久且牢固的记忆状态[55]，旅游经历的生动性与难忘性也因此被完整地保留下来。当回忆过往旅游经历时，个体的情绪状态被再次唤醒，并在回忆时点为个体带来一种全新且强烈的积极情绪体验[56]。而积极情绪作为当前可获得的重要信息，进一步指导了个体对当下幸福感水平的评估[57]。由此，提出假设：

H2：积极情绪在回忆过往旅游经历与当下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2.2 回忆过往旅游经历对回溯幸福感的影响

心理社会发展理论将个体的心理发展描述为持续一生的连续过程，并将其分为多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特定的危机与发展任务，危机的解决与任务的实现有助于增强个体的心理韧性，提高个体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并增进心理健康水平。其中，老年阶段的发展关键是克服对待生命的悲观感受，通过对过往人生经历的回顾与整合，解决内心冲突并发掘对过往的充实感受。当老年人对过往一生做出肯定评价，认为时光没有虚度，就会产生一种生命的完整感，从而以更积极的心态面对当下与未来[58]。虽然回忆过往旅游经历的过程提升了老年人的积极情绪与当下幸福感，但随着个体生活环境和经历事件的不断变化，个体的情绪状态也随之改变，因此，回忆本身带来的幸福感往往是短暂的[59]。结合回忆幸福感与实现幸福感的概念，本文将回溯幸福感[60]理解为个体对过往人生完整性与价值感的主观感知，是从生命的整体视角评估自我、接纳自我、感受生命价值所引发的深层次的幸福感[48,61]。旅游经历作为自传体记忆中的闪光灯记忆，代表着老年人过往所到过的地方、走过的路，是老年人在过往人生中了解世界、感受美好、拓展自我的见证。因此当老年人回忆过往旅游经历时，感受到的不仅是旅游经历区别于日常生活的生动细节，更重要的是使老年人体会到过往的一生并不是被动地生活，在无聊、枯燥的日常世界中碌碌无为，而是以旅游为契机对崭新生活的不断追求[62]。积极的过往旅游经历不仅回忆起来是美好的，更让老年人觉得过往的生活丰富且有意义，过往的人生充实而有价值，从而提升了老年人的回溯幸福感。由此，提出假设：

H3：回忆过往旅游经历能增强老年人的回溯幸福感

意义感是老年人从过往经历中获得生命完整性与价值感的重要来源[58]，对老年人的生命情感形成了有益的扩充。而旅游正是旅游者对自我价值的主动追求，延展了旅游者生命的宽度，赋予旅游者生命的意义[45]。虽然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通过工作、社交和旅游等方式获得意义感的机会变少，但这并不意味老年人的生命意义感就此衰竭。个体的时间导向决定了生命的意义由过去定义还是未来定义[63]。年轻人是未来导向者，普遍关注寻求意义感，即渴望自我实现与超越、达成工作中的成就等。而老年人则是现在和过去导向者，更关注存在意义感，注重过往和现在的生活是否有意义，即对老年人来说拥有意义比寻求意义更重要[64]。老年人的幸福不再来自对未来的展望，而是来自年轻时过得充实有意义。因此，在回忆过往积极旅游经历的过程中，过往的丰富阅历不仅使老年人获得情绪上的满足，更让老年人感受到生命的宽阔，提升了老年人的存在意义感。存在意义感的获得使老年人对过往和当下的生活状态更加满意，帮助老年人避免了晚年生活中的空虚感[65]，提升了老年人对过往人生时段的整体感受，促进了老年人的回溯幸福感。由此，提出假设：

H4：存在意义感在回忆过往旅游经历与回溯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综上，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模型

Fig.1 Research framework

2.3 不同回忆内容下的幸福感水平变化

本研究将回忆疗法作为老年心理问题的治疗方式，那么不同的回忆内容就是在此治疗方式下的不同“用药”，过往生活经历一直是回忆疗法的“惯用药物”[8]。而旅游经历作为个体在非惯常环境下创造的突出且珍贵的记忆，与过往生活经历有着本质性的区别。

生活经历是在日常居住环境中，个体学习、工作、生活和一些不包括旅游的偶然活动所构成的事件集合，这些经历会带给个体如无聊、挫折、哀伤和兴奋等情感体验[62]。而旅游则为身处非惯常环境下的旅游者带来了丰富的心流体验、情感体验和感官体验等[9]，帮助旅游者获得审美愉悦，实现精神享受，是个体逃避与追寻的过程。回忆疗法作为一种心理时间旅行，回忆的过程使个体在主观上将自我定位到曾经经历过的场景中来重新体验过去[66]。过往经历所包含的情感体验是回忆的核心成分，无论是积极的生活经历还是旅游经历，对愉悦经历本身的追忆都能帮助回忆者逃避现实中的无聊与痛苦，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67]，从而提升当下幸福感。但相比于生活经历，旅游经历不只是个体过往人生中独立而普遍的事件，更体现了个体在过往人生中基于自身的需求不断探索新事物和感受新体验的过程，是对个人生活方式的主动选择，提升了个体对生命的掌控感[68]。因此，相比于生活经历，对旅游经历的回忆更能帮助老年人感受存在价值、回溯生命意义，带给老年人更强的存在意义感与回溯幸福感。由此提出假设：

H5：回忆过往旅游经历与回忆过往生活经历对老年人积极情绪（H5a）和当下幸福感（H5b）的影响无显著差异，但相比于回忆过往生活经历，回忆过往旅游经历的老年人存在意义感（H5c）和回溯幸福感（H5d）更高

2.4 早年旅游经历的记忆优势

用什么时候的“药”往往也能带来疗愈效果上的差异。老年人作为过往阅历最为丰富的群体，旅游经历散布在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69]。不同阶段旅游体验的获得使个体感受到日常生活之外的新鲜感，帮助个体暂时性地逃避个人生活中所面临的烦恼，获得身心上的放松[70]。而旅游经历的这一享乐属性也使其能够激发回忆者在回忆时点的愉悦感受[51]，使个体获得当下幸福感。但在更广阔的时间视角上，不同阶段的旅游经历在个体过往人生中的重要程度却不尽相同。对于老年人来说，成年早期的经历比其他阶段的人生经历更为重要，在众多的过往记忆中表现出一种隆起效应[71]。这是因为，一方面，从青春期到成年早期这段时间是人生的重要过渡时期，这一时期之后人生往往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因此，这一时期包含了大量个体第一次尝试和经历的新奇与独特事件，成为记忆当中的重要里程碑，相比于之后的人生经历存在着显著的记忆优势[72]。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是个体价值观念和身份感形成与稳固的关键时期，对未来人生阶段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73]。早年的旅游经历是个体在生命的成长与发展期对不同生活方式尝试与追求的过程，其所包含的新颖体验形成了个体对广阔世界的了解与认识，促进了自我概念与身份感的不断完善，在生命历程中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记，对个体后续人生阶段的学习、工作与生活带来了有益的指导，是老年人过往生命时段的象征与标志[74]。在回忆的过程中，老年人会不经意地把早年旅游经历与个人的成长和发展联系起来。因此，相比于其他阶段的旅游经历（中年与晚年），早年旅游经历不仅带给老年人情感上的满足，更赋予了老年人生命的价值感与存在意义感，从而带给老年人更强的回溯幸福感。由此提出假设：

H6：回忆早年旅游经历与回忆其他人生阶段旅游经历（中年与晚年）对积极情绪（H6a）和当下幸福感（H6b）的影响无显著差异，但相比于回忆其他阶段的旅游经历，回忆早年旅游经历的老年人存在意义感（H6c）和回溯幸福感（H6d）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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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验一：回忆过往旅游经历对老年人不幸福感的疗愈效果3.1 实验设计及过程

实验一检验回忆过往旅游经历对老年人心理问题的疗愈效果及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只与老年人进行日常谈话的对照组，一方面将回忆疗法与日常谈话这一护理领域常用的心理干预手段进行疗愈效果上的对比，确保疗愈手段选取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排除在回忆过程中谈话的引导形式对实验结果可能造成的影响。因此，实验一采用单因素组间实验设计（干预手段：聊天vs.回忆）。

实验在成都市4家养老机构进行。养老机构首先根据健康档案选择心理状态不佳的老年人并提取其人口统计信息，然后使用病人健康问卷（PHQ-9）[75]进一步筛选出幸福感水平偏低、心理状态偏差，但认知功能正常、可以正常沟通的老年人参与实验。在实验开始前，所有实验参与者均详细了解实验内容及流程，并签署《知情同意书》①。最终，共82位老年人参与实验，其中，聊天组41人（男性36.6%；M抑郁=5.80；M年龄=75.00，60～69 岁占36.6%，70～79 岁占34.1%，80 岁及以上占29.3%；初中及以下学历者占80.5%）；回忆组41人（男性41.4%；M抑郁=5.80；M年龄=73.80，60～69岁占34.1%，70～79岁占36.6%，80岁及以上占29.3%；初中及以下学历占73.2%）。

实验干预前通过前测问卷测量各变量的初始水平，包括老年人的积极情绪、当下幸福感、存在意义感及回溯幸福感。之后，间隔1天实施干预。在聊天组，聊天内容无固定主题，讨论老年人近期生活状态、日常活动和发生的事件等日常话题，无回忆行为，其他内容与回忆组一致。在回忆组，通过聊天引导老年人回忆并讲述一段印象深刻的旅游经历。干预时长均为25分钟左右。为保证干预效果，维持组间一致性，聊天、回忆内容均为积极正向主题，不涉及老年人悲伤、敏感的经历与日常事件。干预结束后，填写后测问卷，再次测量各个变量的水平。同时，为避免老年人文化水平、视力等因素影响量表填写效果，在具体操作中，研究团队在鼓励老年人自填量表、减少调研人员干扰的同时，对读写能力存在一定问题的老年人，问卷的阅读和填写均由实验调研人员和护理人员通过讲解、问询等方式辅助完成。

问卷中积极情绪的测量题项参考Chang等开发的量表[76]，包含4个题项；当下幸福感的测量题项参考Pavot等的量表[49]，包含5个题项；存在意义感的测量题项参考Steger等开发的量表[77]，包含3个题项；回溯幸福感的测量题项参考Gao等开发的量表[61]，包含5个题项，具体题项见表1。全部题项均采用7级量表（1=非常不符合，7=非常符合）。

表1 问卷测量题项

Tab.1 Questionnaire measurement items

3.2 实验结果

3.2.1 前测检验

针对聊天组与回忆组的初始状态，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两组老年人干预前的积极情绪（α=0.96；M聊天=3.87，SD=1.392；M回忆=3.97，SD=1.550；F(1,80)=0.101，p=0.751，η2=0.001）、当下幸福感（α=0.90；M聊天=4.34，SD=1.204；M回忆=4.33，SD=1.400；F(1,80)<0.001，p=0.987，η2<0.001）、存在意义感（α=0.82；M聊天=5.25，SD=1.295;M回忆=5.58，SD=1.116；F(1,80)=1.484，p=0.227，η2=0.018）及回溯幸福感（α=0.84；M聊天=4.89，SD=0.991；M回忆=5.02，SD=1.137；F(1,80)=0.336，p=0.564，η2=0.004）均无显著差异。

3.2.2 主效应检验

配对t检验结果表明，对于聊天组，与干预前相比，干预后老年人当下幸福感（M前=4.34，SD=1.204；M后=4.27，SD=1.352；t=0.416，p=0.680，Cohen’s d=0.065）、回溯幸福感（M前=4.89，SD=0.991；M后=4.88，SD=1.200；t=0.061，p=0.952，Cohen’s d=0.009）均无显著变化。而对于回忆组，相比干预前，干预后老年人当下幸福感（M前=4.33，SD=1.400；M后=6.15，SD=0.760；t=-8.178，p<0.001，Cohen’s d=1.277）及回溯幸福感（M前=5.02，SD=1.137；M后=6.42，SD=0.753；t=-7.569，p<0.001，Cohen’s d=1.182）均得到显著提升。

针对两组的干预后结果，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与聊天组相比，回忆组老年人的当下幸福感（M聊天=4.27，SD=1.352；M回忆=6.15，SD=0.760；F(1,80)=60.397，p<0.001，η2=0.430）、回溯幸福感（M聊天=4.88，SD=1.200；M回忆=6.42，SD=0.753；F(1, 80)=48.532，p<0.001，η2=0.378）均显著更高。H1和H3得到验证。

3.2.3 中介效应检验

对聊天组干预前后的中介变量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干预前后老年人的积极情绪（M前=3.87，SD=1.392；M后=4.06，SD=1.629；t=-1.016，p=0.316，Cohen’s d=0.159）与存在意义感（M前=5.25，SD=1.295；M后=5.27，SD=1.184；t=-0.070，p=0.944，Cohen’s d=0.011）均无显著变化。同理，对回忆组干预前后中介变量的检验结果表明，干预后老年人积极情绪（M前=3.97，SD=1.550；M后=6.56，SD=0.741；t=-10.870，p<0.001，Cohen’s d=1.698）、存在意义感（M前=5.58，SD=1.116；M后=6.31，SD=0.790；t=-3.782，p=0.001，Cohen’s d=0.591）均显著高于干预前。

针对两组的干预后结果，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与聊天组相比，回忆组老年人的积极情绪（M聊天=4.06，SD=1.629；M回忆=6.56，SD=0.741；F(1, 80)=80.034，p<0.001，η2=0.500）、存在意义感（M聊天=5.27，SD=1.184；M回忆=6.31，SD=0.790；F(1, 80)=21.917，p<0.001，η2=0.215）均显著更高。

采用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PROCESS，Model4，样本量5000，置信区间95%），以干预手段作为自变量，以干预后的当下幸福感作为因变量，积极情绪与存在意义感共同作为中介变量。积极情绪的中介效应显著（β=0.840，SE=0.175，95%CI=[0.476,1.166]，不包含0），而存在意义感的中介效应不显著（β=0.078，SE=0.098，95%CI=[-0.088,0.299]，包含0），故排除了存在意义感在回忆过往旅游经历对当下幸福感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控制中介变量后，回忆过往旅游经历对当下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β=0.558，SE=0.292，95%CI=[-0.024,0.558]，包含0），说明积极情绪起完全中介作用。H2得到验证。

类似地，以干预后的回溯幸福感作为因变量，存在意义感与积极情绪共同作为中介变量。结果表明，存在意义感的中介效应显著（β=0.426，SE=0.109，95% CI=[0.211, 0.629]，不包含0），而积极情绪的中介效应不显著（β=0.312，SE=0.166，95%CI=[-0.052,0.620]，包含0），故排除了积极情绪在回忆过往旅游经历对回溯幸福感影响的中介作用。控制中介变量后，回忆过往旅游经历对回溯幸福感的影响显著（β=0.610，SE=0.267，95%CI=[0.079,1.141]，不包含0），说明存在意义感起部分中介作用。H4得到验证。

3.3 讨论

实验一证明了回忆过往旅游经历对老年人心理问题的疗愈作用，相比于日常谈话，回忆过往旅游经历通过影响老年人对当下生活状态的时点评价和过往人生的时段评价显著提升了老年人的当下幸福感与回溯幸福感水平。其中，积极情绪和存在意义感分别起到中介作用。同时，回忆的疗愈效果并不受谈话过程的干扰，其疗愈效果要显著优于日常谈话这一干预手段。而日常谈话作为改善老年人情绪状态的常用手段，对存在心理问题的老年人干预效果有限。

虽然实验一验证了基于旅游经历的回忆疗法对老年人不幸福感的显著疗愈作用，但仍不明晰这一影响是由旅游经历带来的，还是仅仅由回忆行为造成的，不能证明旅游经历相比于其他回忆内容的特殊价值。因此，实验二将聚焦回忆疗愈手段，检验不同的回忆内容（生活经历vs.旅游经历）在疗愈效果上的差异，并验证过往旅游经历治愈老年人不幸福感的独特作用机制。

4 实验二：回忆过往旅游经历的独特疗愈机制4.1 实验设计及过程

在确定了回忆疗法这一疗愈手段有效性的基础上，实验二进一步明确该手段下不同“药物”所产生的疗愈效果差异。传统的回忆疗法通过生活经历对老年人心理问题及认知障碍进行治疗，生活经历根据老年人过往人生阅历的不同，涵盖了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状态以及家庭、事业和教育等生活中的重要事件，是非常普遍且重要的回忆内容。因此，实验二采用单因素组间实验设计（回忆内容：过往生活经历vs.过往旅游经历），检验相比于回忆过往生活经历，回忆过往旅游经历是否对老年人不幸福感具有更好的疗愈效果，进一步明晰不同回忆内容对幸福感的作用机制，提升实验一结论的稳健性。

实验二在成都市3家不同于实验一的养老机构进行。实验参与者的征集过程及筛排标准同实验一。最终，共93位老年人参与实验，其中，生活经历组46人（男性60.9%；M抑郁=5.39；M年龄=70.24，60～69岁占50.0%，70～79岁占41.3%，80岁及以上占8.7%；初中及以下学历占73.9%），旅游经历组47人（男性46.8%；M抑郁=5.62；M年龄=72.87，60～69 岁占36.2%，70～79 岁占40.4%，80 岁及以上占23.4%；初中及以下学历占78.7%）。

实验以聊天互动引导老年人回忆的形式进行，出于实验的疗愈目的，所有回忆内容均为积极经历。回忆过往生活经历组引导老年人回忆一段过往记忆中感觉较好的生活经历，无固定主题。回忆过往旅游经历组引导老年人回忆一段印象深刻的旅游经历。干预时长均为25分钟左右，干预结束后，填写实验问卷。问卷题项、填写方式与实验一一致。

4.2 实验结果

4.2.1 主效应检验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对于当下幸福感，回忆过往生活经历组与回忆过往旅游经历组无显著差异（α=0.71；M生活=5.64，SD=0.960；M旅游=5.86，SD=0.957；F(1,91)=1.135，p=0.290，η2=0.012），H5b 得到验证。对于回溯幸福感，与回忆过往生活经历组相比，回忆过往旅游经历组的回溯幸福感显著更高（α=0.86；M生活=5.49，SD=0.883；M旅游=6.07，SD=1.210；F(1,91)=6.972，p=0.010，η2=0.071），H5d得到验证。

4.2.2 中介效应检验

对于积极情绪，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回忆过往生活经历组与回忆过往旅游经历组无显著差异（α=0.92；M生活=5.96，SD=1.070；M旅游=6.30，SD=1.089；F(1, 91)=2.323，p=0.131，η2=0.025），H5a 得到验证。而对于存在意义感，与回忆过往生活经历组相比，回忆过往旅游经历组的存在意义感显著更高（α=0.80；M生活=5.41，SD=1.115；M旅游=5.99，SD=1.133；F(1,91)=6.187，p=0.015，η2=0.071），H5c得到验证。

采用Bootstrap 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PROCESS，Model4，样本量5000，置信区间95%），由于回忆内容对当下幸福感的主效应不显著，因此，只检验存在意义感在回忆内容与回溯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将存在意义感与积极情绪共同作为中介变量，存在意义感的中介效应显著（β=0.321，SE=0.134，95%CI=[0.069,0.580]，不包含0），积极情绪的中介效应不显著（β=0.063，SE=0.057，95%CI=[-0.016,0.063]，包含0），故排除了积极情绪在回忆过往旅游经历对回溯幸福感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控制中介变量后，回忆内容对回溯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β=0.160，SE=0.141，95% CI=[-0.121, 0.441]，包含0），表明存在意义感起完全中介作用，H4再次得到验证。

4.3 讨论

实验二的结果表明，回忆疗法的疗愈效果不仅是回忆行为本身带来的，不同回忆内容之间也存在疗愈效果上的差异。尽管两种类型的回忆内容对积极情绪与当下幸福感的影响无显著差异，但相比于回忆过往生活经历，回忆过往旅游经历的老年人的存在意义感与回溯幸福感显著更高。传统的回忆疗法大多从生活经历出发，一方面通过重温过去的积极事件使老年人获得愉悦感受；另一方面通过重新评估过往的消极经历，弱化其带给老年人的消极情绪。而旅游经历作为回忆疗法的又一“用药”，除了能补偿老年人的当下情感外，还进一步提升了老年人对过往生命的整体感受，赋予老年人生命的充实感与意义感，从深层次改变了老年人对待当下生活的消极态度。这一独特机制也使得旅游经历这一“用药”产生了相比于生活经历更好的疗愈效果。

在此基础上，实验三聚焦过往旅游经历，从时间视角出发，进一步比较发生在不同生命阶段的旅游经历（早年、中年与晚年）对老年人不幸福感的疗愈效果差异，更加深入地解析过往旅游经历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机理。

5 实验三：回忆不同时期旅游经历的疗愈效果差异5.1 实验设计及过程

旅游经历往往发生在个体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在时间上表现出较大尺度的跨越。因此，在检验了回忆过往旅游经历的疗愈效果的基础上，还有必要对不同生命阶段的旅游经历进行区分，检验其对老年人不幸福感的疗愈效果差异，以寻求旅游经历治疗老年人心理问题的最优解。因此，实验三采用单因素组间实验设计（回忆内容：早年旅游经历vs.中年旅游经历、早年旅游经历vs.晚年旅游经历），将过往旅游经历分为早年、中年、晚年3个阶段。

实验三在成都市4 家养老机构进行，且调研地点区别于实验一、实验二。实验参与者的征集过程及筛排标准同实验一、实验二。最终，共158位老年人参与实验，其中，早年经历组52人（男性48.1%；M抑郁=5.17；M年龄=71.17，60～69 岁51.9%，70～79 岁占30.8%，80 岁及以上占17.3%；初中及以下学历占73.6%），中年经历组53 人（男性56.6%；M抑郁=5.13；M年龄=72.38，60～69 岁占51.0%，70～79 岁占22.6%，80 岁及以上占26.4%；初中及以下学历占69.8%），晚年经历组53 人（男性50.9%；M抑郁=5.09；M年龄=70.26，60～69岁占51.0%，70～79岁占35.8%，80岁及以上占13.2%；初中及以下学历占75.5%）。实验以聊天互动引导老年人回忆的形式进行，早年旅游经历组引导老年人回忆一段成年早期的旅游经历，这一时期个体逐渐步入社会，开始独立工作和生活，经历从成年到成家的过程，承担着较少的家庭与社会责任，处于相对自由的状态。结合学界对成年早期年龄范围的划分，本研究将这一时期划定为个体的18～30 岁[58,78]。中年旅游经历组引导老年人回忆一段发生于31～55 岁之间的旅游经历，这一时期个体往往承担着较重的家庭责任、社会责任以及工作负担。晚年旅游经历组引导老年人回忆一段退休前后、老年期附近的旅游经历（发生在55 岁之后），且该旅游经历与当下时点有一定时间间隔，以避免近期旅游体验带给老年人的幸福感影响实验结果。为保证疗愈效果，所有旅游经历均为积极旅游经历，不同实验组仅在经历的发生时间上存在差异。干预时长均为25分钟左右。干预结束后，填写实验问卷。问卷题项与实验一、实验二一致。

5.2 实验结果

5.2.1 主效应检验

对于当下幸福感，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组间差异显著（α=0.79；F(2,155)=5.227，p=0.006）。LSD的事后检验表明，早年经历组显著高于中年经历组（M早年=6.28，SD=0.723；M中年=5.79，SD=0.840；p=0.002，η2=0.090），与晚年经历组无显著差异（M早年=6.28，SD=0.723；M晚年=6.12，SD=0.797；p=0.289，η2=0.012），H6b仅在部分情况下得到支持。同理，对于回溯幸福感，组间差异显著（α=0.87；F(2,155)=7.307，p=0.001）。LSD 的事后检验表明，早年经历组显著高于中年经历组（M早年=6.35，SD=0.844；M中年=5.74，SD=0.749；p<0.001，η2=0.130）和晚年经历组（M早年=6.35，SD=0.844；M晚年=5.98，SD=0.878；p=0.021，η2=0.046）。H6d得到验证。

5.2.2 中介效应检验

对于积极情绪，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组间差异显著（α=0.93；F(2,155)=8.509，p<0.001）。LSD的事后检验表明，早年经历组显著高于中年经历组（M早年=6.42，SD=0.755；M中年=5.83，SD=0.924；p<0.001，η2=0.110），与晚年经历组无显著差异（M早年=6.42，SD=0.755；M晚年=6.33，SD=0.669；p=0.568，η2=0.004），H6a仅在部分情况下得到支持。同理，对于存在意义感，组间差异显著（α=0.76；F(2,155)=4.477，p=0.013）。LSD 的事后检验表明，早年经历组显著高于中年经历组（M早年=6.08，SD=0.8575；M中年=5.69，SD=0.730；p=0.018，η2=0.058）和晚年经历组（M中年=6.08，SD=0.857M晚年=5.62，SD=0.927；p=0.006，η2=0.062）。H6c得到验证。

对于早年与中年经历组，采用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PROCESS，Model 4，样本量5000，置信区间95%），将积极情绪与存在意义感共同作为回忆内容与当下幸福感之间的中介变量，结果表明，积极情绪的中介效应显著（β=0.520，SE=0.148，95%CI=[0.237,0.809]，不包含0），存在意义感的中介效应不显著（β=0.063，SE=0.040，95%CI=[-0.002,0.152]，包含0），故排除了存在意义感在回忆过往旅游经历对当下幸福感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控制中介变量后，回忆内容对当下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β=0.012，SE=0.097，95%CI=[-0.180,0.203]，包含0），表明积极情绪起完全中介作用，H2 再次得到验证。同理，将存在意义感与积极情绪共同作为回忆内容与回溯幸福感之间的中介变量，结果表明，存在意义感的中介效应显著（β=0.367，SE=0.149，95%CI=[0.089，0.669]，不包含0），积极情绪的中介效应不显著（β=0.058，SE=0.036，95%CI=[-0.016,0.129]，包含0），故排除了积极情绪在回忆过往旅游经历对回溯幸福感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控制中介变量后，回忆内容对回溯幸福感的影响显著（β=0.249，SE=0.098，95% CI=[0.055,0.443]，不包含0），表明存在意义感起部分中介作用，H4再次得到验证。

对于早年与晚年经历组，采用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PROCESS，Model 4，样本量5000，置信区间95%），由于回忆内容对当下幸福感的主效应不显著，因此，只检验存在意义感在回忆内容与回溯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将存在意义感与积极情绪共同作为中介变量，结果表明，存在意义感的中介效应显著（β=0.200，SE=0.092，95%CI=[0.041，0.395]，不包含0），积极情绪的中介效应不显著（β=0.065，SE=0.107，95%CI=[-0.128，0.291]，包含0），故排除了积极情绪在回忆过往旅游经历对回溯幸福感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控制中介变量后，回忆内容对回溯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β=0.144,SE=0.102，95%CI=[-0.059,0.347]，包含0），表明存在意义感起完全中介作用，H4再次得到验证。

5.3 讨论

实验三的结果表明，相比于回忆其他人生阶段的旅游经历（中年与晚年），回忆早年旅游经历的老年人存在意义感与回溯幸福感水平更高。即早年旅游经历在老年人生命历程中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记，其作为老年人过往人生中的关键标记点，更能使老年人感受到生命的整体价值和意义，对老年人来说更为重要。也因此，早年旅游经历这一“用药”相比于其他阶段的旅游经历拥有更显著的疗愈效果。

而在积极情绪和当下幸福感上，早年经历组与晚年经历组无显著差异，且均显著高于中年经历组。出现这一结果是因为，早年旅游经历对于个体来说更加新奇，在个体记忆中的生动性更强；而晚年旅游经历发生的时间与老年人当下生活最为接近，记忆清晰度最好，且老年阶段往往闲暇时间充裕，在旅游过程中也无需承担过多责任，旅游体验较为轻松；但中年时期个体往往需要在旅游过程中承担较重的家庭责任，同时还需要兼顾工作、生活中的其他琐事，顾虑较多，很难完全沉浸到非惯常环境中追求自我需求的满足，造成中年群体在旅游过程中体验感不强，玩得并不尽兴，最终导致了回忆时的积极情绪与当下幸福感水平低于另外两组。

6 研究结论与建议6.1 研究结论

在我国社会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老年人心理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寻求治疗老年人心理问题的有效疗愈手段成为实现健康老龄化的重要保障。本文基于回忆疗法，以旅游经历为回忆内容，通过3个现场实验检验了回忆过往旅游经历对老年人心理问题的疗愈作用，具体结论如下。

（1）回忆过往旅游经历能显著提升老年人幸福感水平，对老年人心理问题具有疗愈效果。丰富的过往人生经历是老年人区别于其他群体的宝贵财富，本文将旅游与记忆相结合，探讨了过往旅游经历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实验结果显示，对于心理健康状况不佳的老年人，回忆过往旅游经历后，老年人幸福感水平显著提高，旅游经历的疗愈效果显著。

（2）回忆过往旅游经历对幸福感的作用机制包括情绪与意义两条路径。一方面，回忆过往旅游经历能改善老年人对当下时点的评价，通过增强积极情绪提升当下幸福感。另一方面，回忆过往旅游经历能提升老年人对过往人生时段的评价，通过增强存在意义感提升回溯幸福感，而回忆后更高水平的存在意义感和回溯幸福感也是旅游经历相比于生活经历的独特之处。

（3）回忆早年旅游经历更能提升老年人的回溯幸福感，对于老年人心理问题具有独特的疗愈效果。老年人对早年经历的记忆表现出隆起效应，一方面体现在老年人对之的记忆优势，另一方面早年旅游经历促进个体对世界的了解以及身份感、价值观念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凸显了更深刻的意义属性，对个体的人生发展产生更重要的影响，相比于其他阶段的旅游经历（中年与晚年）具有更好的疗愈效果。

6.2 理论启示

本研究将旅游体验与回忆疗法相联系，把回忆过往旅游经历作为医学上的一种治疗手段，证明了旅游经历对老年人心理问题的疗愈作用。老年阶段所面临的身体机能下降和社会关系缺失等问题，容易使老年人对自身持有消极的刻板印象，进一步对心理健康造成伤害[79]。近年来，医疗旅游以及旅游的康养价值受到广泛关注[80]。然而，对于面临诸多旅游制约的老年群体[43]，往往难以通过实地旅游的形式实现医疗目的、提升身心健康。本研究在老年人特殊的时间导向下关注旅游经历与心理疗愈之间的关系，将回忆过往旅游经历作为旅游的补偿与替代性手段，提出并验证了旅游经历对老年人心理问题的疗愈功效。老年人的过去很美，也正如他们的现在和未来。这是将回忆过往旅游经历作为医学治疗手段的一次尝试，也是旅游社会功能的又一次延伸。

研究扩展了当前旅游幸福感研究的时间范围，从更大的时间尺度上验证了旅游经历对旅游者幸福感的影响作用。随着旅游幸福感研究的不断深入，幸福感在旅游体验之外的延伸得到关注。以往的研究发现，旅程结束后旅游者幸福感仅能持续几周至数月不等[39-40]。本研究基于社会情绪选择理论，关注了过往旅游记忆与老年人当下情感之间的联结，检验了过往旅游经历的情绪调节功能，发现旅游作为过往记忆中的闪光点，其价值并不被时间所局限，而是伴随着人的一生，持续地释放价值，揭示了旅游经历为个体带来的长期且强大的意义。

研究结论揭示了回忆过往旅游经历影响老年人幸福感的理论机制。积极旅游体验带给旅游者的愉悦感受是旅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旅游体验所带来的意义感与价值感对个体同样重要[81]。本研究不仅关注了过往旅游经历对老年人的情绪调节功能，还基于心理社会发展理论，从生命的整体视角出发，将旅游经历作为老年人联结过去与当下，获得人生完满感的重要资源。在老年人特殊的时间导向下，将老年人对当下生活的时点评价和过往人生的时段评价相结合，检验了回忆过往旅游经历影响老年人幸福感的双重作用路径。一方面，回忆过往旅游经历的过程唤起老年人的积极情感，使老年人获得当下的满足与幸福。另一方面，回忆的过程使老年人体会到丰富的过往生活，提升了老年人对过往人生的充实感受。老年人的幸福不仅是对未来的期许以及对当下生活的满足，更源于对过往丰富经历的感受。

6.3 实践建议

老年人应利用好过往旅游经历，积极乐观地面对当下与未来。旅游不仅是一次短暂的体验，更能在未来的某一生命时期，当个体回忆过往经历时，带给其一种更深层次的意义感与幸福感。2035年，我国将步入重度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将突破4亿①，实现健康老龄化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成本最低、效益最高的手段。老年人应该有意识地关注自我心理健康，利用难忘的旅游记忆提升对生活的满意度与幸福感。且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虚拟旅游产品成为可供旅游者选择的体验。老年人应该消除对自身的消极刻板印象，在家人或社区的帮助下，突破数字鸿沟，通过虚拟旅游重现过往人生中的难忘旅游经历，增强临场感与体验感，提升回溯幸福感。

他人可以帮助老年人利用过往旅游经历提升幸福感水平，治愈不幸福。成年子女支持父母出游的行为受到学界广泛关注，促进了亲代子代在旅游场景下的行为互动，增添了家庭的凝聚力与幸福感[82]。而在更为普遍的日常生活情境下，子女更应当帮助父母回忆不同时期、不同场景下的旅游经历，进一步提升父母的幸福感。医院的老年病房、养老机构除了关注老年人的疾病治疗与日常生活护理之外，也可以更多地关注老年人的情感需求，引导老年人回忆过往旅游经历，减少老年人的孤独感并提升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

旅游者应有意识地建立个人的体验式履历。出游要趁早——早年的旅游经历能使旅游者受益一生。旅游体验的获得与收集能帮助旅游者建立个人的体验式履历[31]，增强旅游者的成就感与自我价值感，扩展旅游者生命的宽度。因此，个体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当“趁早出游”，创造个人的难忘记忆。旅游过程中尽可能多地通过影像记录、社交平台分享等方式留住并强化记忆，积累丰富的旅游记忆资源，方便在未来利用旅游经历提升生活满意度与幸福感水平。

7 研究局限与展望

在数据收集上，自填量表的调研形式使老年人主观认识上的偏差可能给实验结果带来影响。未来还应该通过更为客观的指标，如采用各项生理数据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进行测量，以得到更为准确的实验结果，更好地证明研究假设。

在引导老年人进行回忆的方式上，聊天的形式并不一定能很好地引起老年人的情感共鸣从而达到最优的回忆效果。未来可以用更丰富的方式，如通过过去的物品、影像记录和音乐等作为辅助手段，引导老年人进行回忆。以期产生更好的回忆效果与疗愈功效。

在疗愈手段的选取上，实验一基于回忆疗法，与日常谈话相对比，验证了回忆过往旅游经历对老年人不幸福感的疗愈效果。然而，本文仅在理论层面上讨论了回忆疗法相对于其他疗愈手段在治疗老年人心理问题上的潜在优势，未来还有必要通过实验检验不同疗愈手段在疗愈效果上的差异。

在回忆内容的选取上，实验二采用“印象深刻的”旅游经历与“较好的”生活经历进行疗愈效果上的比较，尽管根据个体人生阅历的不同，较好的生活经历一定程度上包含了教育、事业、恋爱和家庭等高光经历，但本文并未单独聚焦惯常环境下发生的特殊经历。因此，这些特殊经历能否与生活经历区分开来单独作为一种回忆内容，对老年群体产生普适性的疗愈效果还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被明确。

在不同阶段旅游经历的划分上，实验三将过往旅游经历分为早年、中年、晚年3个阶段，而在不同阶段旅游经历对老年人积极情绪和当下幸福感的影响强度上，却近似地表现出一种曲线效应，即早年、晚年旅游经历组的积极情绪与当下幸福感水平更高，而中年旅游经历组的水平较低。虽然对此现象，实验三在讨论部分给予了解释，但这一特别的现象仍有待后续研究进行深入的检验与剖析，进一步明晰不同时期旅游经历的疗愈作用机理。

在旅游经历类型的选择上，出于研究的疗愈目的以及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研究选取了积极、难忘的旅游经历，并没有探讨消极、糟糕旅游经历对个体的影响。但当即时体验转化成个体过往经历与记忆时，个体对其的感知也会发生变化。糟糕经历虽然在发生时带给个体消极的体验，但随着人生阶段的跨越，其对个体的消极影响被弱化，成为个体生命历程中一段独特的记忆，这一过程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可能指导着个体之后的成长与发展。因此当个体回忆过往旅游经历时，生命的充实感与意义感可能不仅来自积极的旅游经历，也来自糟糕旅游经历所引发的对生活的客观思考、对世界的重新认识。因此，未来可以探讨不同效价的旅游经历在回忆中起到的疗愈作用。

图片来源于微信公众平台公共图片库

文章发表于《旅游学刊》2023年第6期，参考文献略。

责任编辑 || 王婧

责任校对 || 郑果

技术编辑 || 鞠东辰山东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封面图片 || 微信公众平台公共图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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