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践美学到生活美学的“有人美学学派”
刘悦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原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接着我的实践美学，去做你的生活美学！”——这是十五年前李泽厚先生的一份忠告。这句话如今想来，更关系到当代“中国美学学派”的建构可能，如今也是到了思考学派建构的时代了。随着百年发展的历史积淀，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美学学派！
从“实践美学”到“生活美学”皆为“有人美学”，前者聚焦在“实践”的根源，后者则侧重在“生活”的本源。然而，“实践的人”的宏大叙事，书写的乃是大写的人，从而有别于“生活的人”的小写言说。李泽厚本人是肯定以“生活美学”和“环境美学”为代表的“有人美学”的，而否定以“超越美学”“生命美学”“生态美学”为代表的“无人美学”的。
近期引发了对李泽厚先生这种区分的集体反驳，大家都是在说我们也是“有人美学”！我的再反驳是：有人与无人其实是就整体哲学与美学趋向而言的，无论是生命还是生态，当然是走“自然化”道路，无论是人性的自然化还是自然的生态化都是此路，哪个美学不是“属人”的呢？！
与“有人美学”之道殊途，一面是倡导生命与超越的美学（高尔泰的主观论美学后来也生发出“生命论”趋向），另一面则是崇尚生态的美学（蔡仪的客观论美学早有“以自然为中心”的取向），它们之所以是“无人”的美学，因为前者落归于动物生命，后者认定自然为中心，由此这些美学趋向都是“去人化”的。反之，以“生产形式”为基础的实践美学与以“生活形式”为基调的生活美学，都可归属于“有人美学”一派，二者皆是建基在中国人的“一个世界”的世界观基础之上。
随着百年发展的历史积淀，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美学学派”，而“有人美学派”可以在其中位居主导之位。因为各种后实践或者实践之后的美学形态，都是将实践美学作为批判靶子，无论是以生存或生命替代实践本体，还是将实践与存在论接通起来，从“生产美学”与“存在美学”便构成了两极，这是“实践-后实践”的理论范式。“生活美学”与“实践美学”之间是内在传承且和而不同的。
从“实践美学”到“生活美学”，走的还是自然人化抑或客观社会化之路，这是一脉相承的。常有人误解：生活与生命、生存、生态，这几“生”是不是非常接近？实际上，生活与实践更接近，而生活离生命、生态其实更远，而有着本质性的区隔：那就是以“有人”为内核还是以“无人”为核心。
英文life与德文leben并没有区分出生活与生命之义，但希腊文中，这个词却被泾渭分明的区分开来：一个是zoē，乃是指一切活着的存在（动物、人或神），他（它）们所共有的简单存活事实，接近于汉语的“生命”或“生存”之义；另一个则是bios，是指某一个体或群体的适合之生存方式或生活方式，接近于汉语的“生活”之义，“生活美学”取后者之义。
生活更强调“生”的社会意义和“活”的文化价值，生“命”则更接近生理维度，这就是生之“命”与生之“活”的基本区分。活更多强调的后天的人化维度：生是自然的，而活则是不自然的。
生活，乃是自然的生与不自然的活的合一，先天因素与后天因素之间，更强调自然人化，强调后天的要素。伦理也是如此，后天教化一定重于先天积淀，尽管人类审美当中的先天积淀更多一些，但这的确是“经验变先验”，那些看似先天的东西其实大都也是后天积淀而成的，审美与伦理乃是遵循同一历史进化规律的。
当代中国美学的逻辑起点，如果从共和国建立那时算起，应该就车尔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在生活》——这个生活，有接近生命的意味。或者说，生活当中包孕了生命的基层意义，生命是生活的基础层，有时用语干脆的就是生理意义上的生命。中译本当中的“生活力”的概念，其实应为“生命力”，但是美却不能成为——“应当如此的生命”，而是“应当如此的生活”。
我以为，“美是生活”是上世纪中叶中国美学界集体服膺的美学基本观念，李泽厚也较早使用了“生活实践”这个术语，后来才将实践独化出来：“当现实肯定着人类实践（生活）的时候，现实对人就是美的”，生活论这是李泽厚美学的内在源泉。
李泽厚这一辈还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其中不仅有费尔巴哈提纲的影响，还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影响。李泽厚在巴黎手稿中做过大量的批注，手稿当中的关键之处，的确是李泽厚“自然人化”与“人的自然化”观念的基本来源。
“美学大讨论”的四派论是蒋孔阳先生率先归纳出来的，李泽厚则不承认主观派而认定只有三派，但其实更应归入两派：蔡仪的“自然派”与李泽厚“社会派”。这与前苏联两派美学论争是异曲同工的，但是中国人的创建还在于提出了实践论。如今看来，“社会派”一脉乃是“有人美学”，而“自然派”及“主观派”的另一脉则是“无人美学”，这个历史线索还是可以梳理出来的。
我受到亚里士多德的理论（theory）、实践（praxis）与创制（poeisis）的三分法的启示：与理论相对，广义的人类活动或人类的做，可以区分为poiesis与praxis两类，但西方思想界却不仅以praxis遮蔽掉了poiesis，且将work乃至labour提升为超越praxis的地位之上。但美学的根基，并不在于praxis那种有意志的实践行为（willed practical activity），反而更在于poiesis之“生—成行为”（pro-ductive activity）。
实际上，美学的根源不在praxis，而在于poeisis，因为这个词不仅与诗学非常近似，本身就有审美内涵，而且它的创生的含义就不是生产的那种基础意义。我认为，美学与哲学的“做”的根据都在于此，这可用庄子庖丁解牛来进行阐释，这个审美化的过程不是生产劳动，而是创制创生。实践的始基还在劳动，但是生活的根源则在创制与创生。美不是生产或实践，而是创生化地做，而不是生产性地做。中国本土的哲学与美学，由于对“生成”（becoming）与“创生”的眷恋，而非对“存在”（being）的执著。
“生活美学”与李泽厚先生所创生的“实践美学”，其根本差异就在于，后者是建基在praxis之上的美学，前者则是建基在poesis之上。当李泽厚把praxis被狭窄为labor的时候，也一定要意识到，它只是生存，而不是生活的根据，生存需要劳作，但是生活却另有其根。人类的“生—活”，以实践为根基，但生活并不是实践本身，生活反而是“生—成”的活动。
这poesis，一方面关注对生活之“创生”，并以坚实的“创制”活动为底蕴；另一面也强调生活本身的“创造”，以真善美合一的“生成”作为理想态。所以说，“生活美学”之生活，本就是一种创生性与创造性的生成活动，而绝不能等同于劳作那种生产。质言之，广义的“做”，既包括praxis也包含poiesis，中国的实用理性传统，不仅仅是实践的传统，而且更是生成的传统，后者才是“生活美学”之人类活动论根基所在。
我所谓的“生活美学”建构的基本诉求是，第一，作为哲学美学，美学理论本身的系统化当然是首要的。第二，作为本土的美学，如何将这种美学回归古典美学当中，也能得以系统化的呈现。第三，作为体用不二的美学，如果在生活当中普及，回归生活引领生活。美学在中国恰是一种幸福之学，蔡元培先生的“美育代宗教”就是这条路数。由古至今的中国人，皆善于从生理、情感到文化的各个层级上，去发现“生活之美”，享受“生活之乐”。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就在将“过生活”过成了“日日皆美日”。
总之，关键是美学可不可以化入生活，所以才成为生活的美学。与李泽厚先生的私下对话当中，我曾先说，可惜实践的美学不是美学的实践，李先生马上回我：实践美学就该是美学的实践，那么，同理可证，生活的美学也应是美学的生活！
我认为，如今中国美学学派的建构是可能的，它要继承两千年来中国古典美学“人能弘道”的儒家主流传统，上世纪中叶以来的实践美学“实践成人”的现代传统，新世纪开始以反本开新形式出场的“人归生活”的当代传统，由此方能形成“中国美学学派”得以延承的历史积淀，从而面向未来积极拓展，最终立足于世界美学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