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读书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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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克木,文学家、翻译家、学者,“未名四老”之一
在学界享有盛名的《读书》杂志,创刊号上有一名文《读书无禁区》,直接针对那时的诸多清规戒律。人为地划定禁区,说这些书能读,那些书不能读,未必有效果。历朝历代,那么多禁书令,全都行不通。越是朝廷查禁的书,读书人越感兴趣。不是说“雪夜闭门读禁书”吗,那可是很高雅的。就说《金瓶梅》吧,经常被禁,可士大夫家置一编,不放在桌子上而已。
读书没禁区,可阅读有路径。也就是说,有人会读书,有人不会,或不太会读书。只说“开卷有益”,还不够。读书,读什么书,怎么读?有两个说法,值得推荐。一是淸末文人孙宝瑄的,他在《忘山庐日记》中说,书无新旧,无雅俗,就看你的眼光。以新眼读旧书,旧书皆新;反过来,以旧眼读新书,新书皆旧。
林语堂说的更有趣:只读极上流的,以及极下流的书。中流的书不读,因为那些书没有自家面目,人云亦云。最上流的书必须读,这不用说,谁都会这么认为。可为什么要读极下流的书呢?极下流的书里,泥沙混杂,你可以沙里淘金——因为社会偏见,很多先知先觉者的著述,最初都曾被查禁。还有一点,读这种书的人少,你偶尔引述,可以炫耀自己的博学。很多写文章的人,都有这习惯,即避开大路,专寻小径,显得特有眼光。这策略,有好有坏。
金克木有篇文章,题目叫《书读完了》,收在《燕啄春泥》(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中,说的是历史学家陈寅恪曾对人言,少时见夏曾佑,夏感慨:“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他当时很惊讶,以为夏曾佑老糊涂了;等到自己也老了,才觉得有道理:中国古书不过是那么几十种,是读得完的。这是教人家读原典,不要读那些二三手文献,要截断众流,从头说起。
其实,所谓的“经典”,并不是凝固不变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甚至不同性别,经典的定义在移动。谈“经典”,不见得非从三皇五帝说起不可。善读书的,不在选择孔孟老庄那些不言自明的经典,而在判定某些尚在路上、未被认可的潜在的经典。补充一句,我主张“读经典”,但不主张“读经”——后者有特定含义,只指向儒家的四书五经,未免太狭隘了。
谈到读书,不能不提及阅读时的姿态。你的书,是搁在厕所里,还是堆在书桌上,是放在膝盖还是拿在手中,是正襟危坐还是随便翻翻,阅读的姿态不同,效果也不一样。为什么?这涉及阅读时的心态,再往深里说,还关涉阅读的志趣与方法等。举个大家都熟悉的人物,看鲁迅是怎样读书的。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中说,自己有个“随便翻翻”的阅读习惯:“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叶内容”;不用心,不费力,拿这玩意来作消遣,明知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要翻,已经过时的书也要翻,翻来翻去,眼界自然开阔,不太容易受骗。
这“随便翻翻”的意思,接近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所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可必须记得,鲁迅说了,这不是读书的全部,是“当作消闲的读书”,“如果弄得不好,会受害也说不定的”。这就是鲁迅杂文的特点,怕你胶柱鼓瑟,说完了,自我调侃,甚至自我消解,让你培养独立意志与怀疑精神。确实如此,鲁迅还有另一种读书姿态。
就拿治小说史来说,鲁迅称:“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不是信》)。将《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三书,与《中国小说史略》相对照,不难发现鲁迅著述态度的严谨。比起同时代诸多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才子来,鲁迅的学术著述实在太少;许多研究计划之所以没能完成,与其认真得有点拘谨的治学态度有关。可几十年过去了,尘埃落定,不少当初轰动一时的“名著”烟消云散,而《中国小说史略》却依然屹立,可见认真也有认真的好处。
回到读书,该“随便翻翻”时,你尽可洒脱;可到了需要“扎死寨,打硬仗”的时候,你可千万马虎不得。所有谈论大学校园或读书生活的,都拣好玩的说,弄得不知底细的,以为读书很轻松,一点都不费力气。你要这么想,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挂在口头的轻松与压在纸背的沉重,二者合而观之,才是真正的读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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