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自然美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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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以天才之敏悟，一方面大力应和欧梅所提倡并实践之的平淡风格的创造，另一方面他也及时察觉到了问题之所在，并标举起“自然”审美风格之大旗以补救平淡美风格之流弊。其实在北宋中后期，伴随着平淡审美风格逐渐成为当时艺术审美主流风尚，“自然”的审美风格也得到了近乎同样的重视。如果说平淡美风格是“宋调”确立的主要标志，是宋代文学由摸索到最终成熟的关键一环，那么自然美风格的确是在这种渐为成熟的文艺观的背景中，对平淡美的进一步丰富与补充。

苏轼的诗文艺术理论颇能把人引向一种形而上的领域。他对平淡美的追求，除了直接受到时代风气以及两位前辈欧梅的影响外，更重要的是受到了陶渊明的影响。凡是推崇平淡美者，大都推崇陶渊明，而苏轼对于陶渊明，很像一位隔代的知音。他曾明确表示：“渊明吾所师”《陶骥子骏佚老堂》，并尽和陶诗，以实际行动将陶渊明推上千古文人第一的位置。

苏轼欣赏陶渊明诗歌的平淡美；同时，他又说：“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陶渊明之为人为何？苏轼云：“古今贤人，贵其真也。”《书李简夫诗集后》诗的风格即人格之体现。陶渊明诗歌所体现出来的平淡之风，也就是他的人格之体现。这种平淡即“真”字，真即自然、真实，而又能享受个性化的生命体验。

陶渊明的一生并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建功立业，相对来说是非常平淡的一生。然而其内在生命的深度却是演绎的如诗如画，用苏轼的话即是“高风绝尘”“超然”。由此人格生发出来的诗风、文风才同时具备了一种超越性与自然色彩。苏轼所推崇的陶渊明的“真”，是一种不为世俗所累，不愿心为物役，剥除了矫情的自然的生命之情，而这种生命之情不是以绚烂峥嵘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而是寓以平淡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苏轼的艺术观是其人生观之必然反映。因此这种“无心而一”的人生哲学，也即水的哲学反映到文艺创作上来，就是“随物赋形”论。于此相一致的还有“身与竹化”的思想。“身与竹化”就是创作主体与所描绘的对象生动地结合在一起，与自然合一，要摒弃掉自身的功利性、知识性的成见，泯灭掉物与我的界限，从生命的深处与自然融为一体即“嗒然遗其身”，这是“无”的过程。

为什么要“身与竹化”呢？苏轼曾经批评了与之恰好相反的创作手法：“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文与可画赏筜谷偃竹记》这是将竹子看做是与自身对立的外物，还没有真正进入竹子本身原有的生命中去把握竹子的特征。画竹子就要“身与竹化”，相应地，画其他任何物，都要与物同化，这样便会“无穷出清新”，达到“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是由无入有的过程。由此可见，“身与竹化”思想与“随物赋形”论是相通的。

随物能否赋形？这还涉及“道”与“艺”的关系，所以苏轼说“有道有艺。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书李伯时山庄图后》“道”与“艺”在真正自由的艺术创作中必然浑然一体，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就是如他所说的“神与万物交，智与百工通。”苏轼非常欣赏文与可画竹时那种得心应手的境界：“与可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

苏轼说“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不可知也”，又说“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这说明“随物赋形”实际上一种“无法”，它没有固定的模式可寻，毋宁说这样的方法需要艺术主体调动内心的能量去体悟。而苏轼又说“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这又指明无法之中也有定法，在艺术创作的具体过程中，还是有规律可遵循的。因此，“随物赋形”的艺术创作观，是有法与无法、道与艺的辩证结合。

作为宋代文人艺术家的代表，苏轼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问题有关注，并发表了不少重要的观点。秦观曾评价：苏轼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性命自得，这是对苏轼人生哲学的精炼概括，也是其审美与休闲人生的写照。苏轼的审美与休闲思想有它的哲学基础，这便是以情的本体、乐的工夫以及无心而一的境界构成的情本论哲学。苏轼休闲美学思想的构成也从本体、工夫、境界三个层次展开。

表面看来，苏轼一生有归隐之志却终未归隐，有人便评论说其仍然有眷恋仕宦之情，这其实是不能真正了解苏轼的。虽然看似苏轼始终在公共的仕宦空间优游徘徊，但他的个体精神已经完全回归到更为自由超越的“私人领域”。

正如李泽厚所言：“苏一生并未退隐，也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要更深刻更沉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心结，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对社会的退避并不等于对“公共空间”的退避，而是一种更为根本意义上人生的退避，也就是向“私人领域”的回归。

衣食住行皆极为简单，娱乐者也是简单，交游简单。“谢世路”的目的即是过一种简单的生活。生活越是简单，似乎越是能体现士人的自由人格。在他看来，微物属于自己能把握的私人领域，更能体现士人的自主自由的主体意识；而宏大之物不是人所能控制了的，且容易将人异化于其中。

苏轼并不是没有外向空间的拓取，他“中甲科，登金门，上玉堂”，官至翰林学士便是明证。然而外向空间的这种营构，在佛印看来，此乃客观之命运，这并不是其所求而得，也非其生命旨趣所在。而且，所谓的名位加身，因不在自己生命所控制范围内，因此便显得虚幻而不实。况且，名与位更是苏轼一生命运坎坷、人生飘离的罪魁祸首。因此，在宋代特有的政治文化环境下，传统士人对于外向空间的营构积极性已经大大降低，取而代之的是对自我生命领域的享受与体验。而休闲正是士人寄托这种个体性命情怀的最主要的实践活动(“坐茂树以终日”)。

如果说在以前，休闲仅仅是士人在忙碌的生活之余得以休养生息的活动，或者是达官贵人挥霍金钱炫耀名位的手段，而在苏轼所生活的宋代，休闲则成为了士人性命之所在，是个体生命的追求。能够得闲，能够休闲并能够享受这闲暇，常常被认为是通达的象征。

休闲能让人不朽，何必去汲汲于名利事业之间呢？再说对于本真之自我来说，什么是真正的事业？“醉饱高眠真事业，此生有味在三余。”此时苏轼认为士人之人生之价值取向已经不再是为了功名事业之进取，而已经转向了休闲，即“醉饱高眠”。人生之真味并不在忙忙碌碌之中，而是在“三余”之时。苏轼认为“余事”乃人生之真味，是最值得人去追求去享受的。

晚年流放海南，是苏轼休闲人生观的成形期，此时他的生活更是充满了闲情。他能从日常生活的琐事上寻找到乐趣与美意。在一种闲情雅致之中，理发、午休、洗脚这样琐碎的日常生活之事都能成为其诗意生活的灵感来源。因闲情而能关注并享受这些生活之余事的快乐，这是休闲生活的重要特征。苏轼常能注诗意于生活之微观领域中，以闲者的姿态去观察生活、体验生活。

李泽厚曾深刻指出苏轼人生美学的意义：

【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心绪，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而是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竞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

有学者更进一步地总结到：“苏轼之‘深于性命自得’的意义，就在于由对外在的社会功业的追求转化为对内在心灵世界的挖掘，把禅宗的生死、万物无所住心与儒家、道家执着于现实人生及个体人格理想的实现联系起来，使个体生命价值最终实现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成为后世追求个体人格美的典范”苏轼的人文审美精神无疑是丰满而深刻的，这是其熔铸道禅而归儒自作一家的结果。同时他代表了宋代艺术家美学的最高境界。

作者：曾裕耿

来源：宋人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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