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龙纪要｜孙惠民：数字化与未来人的主体性定位

发布时间：2025-05-14 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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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哲-宗教资料室沙龙系列（二）

数字化与未来人的主体性定位

主讲人｜孙惠民

时间｜2024年12月12日

地点｜锡昌堂206中哲-宗教资料室

2024年12月12日下午3时，“中哲-宗教资料室沙龙系列”第二期于中山大学哲学系锡昌堂206中哲-宗教资料室举行，由郑淑红老师主持。主讲者孙惠民老师从“认知范式”与“技术规训”入手，引导大家一起思考“数字化与未来人的主体性定位”问题。江晖老师、张卫红老师、詹嘉玲博士后、张洪义博士后、张程业博士后作为与谈人，参与了此次沙龙的交流和讨论。

引言

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的崛起不仅是技术革命，更是人类文明的深刻变迁。在这个进程中，个体与群体、技术与人文之间产生了全新的交互方式，对“人类主体性”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孙惠民老师首先向大家介绍了从信息化到数字化的发展历史，回顾了这一进程中最关键的几个时间节点。1945年，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诞生，标志着人类首次将信息从手写和机械载体转移到以电子设备和软件系统为核心的载体中。自那时起，信息技术的浪潮便迅速推动人类迈入信息化时代。21世纪的技术突破，则让信息化进一步向数字化转型。2007年，乔布斯推出第一代iPhone，这不仅是一场技术创新，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改变了人们的工作与生活方式，也重新定义了人类与数字世界的关系。智能手机将原本分散的通信、娱乐和计算能力集成在一个小小的设备中，创造出一个由应用程序构成的平行于现实物理世界的数字空间，由此开启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全年无休在线生活模式。2022年，OpenAI推出生成式大模型ChatGPT，标志着人类正式进入智能时代。人类第一次感受到，机器不再是简单的工具，而是一种人造智能体。机器显现出的这种“智性”让人忧喜参半，人们从中看到技术的潜力，同时也感受到机器对人类的威胁。我们在享受各种便捷的同时，也不得不直面技术背后的隐患。事实上，当一个人面对会“运算”且能“思考”的机器时，他内心深处涌动的或许不是创造的喜悦，而是前所未有的焦虑与不安。孙老师从数字化的专业视角出发，通过历史的纵深与现实的触感，尝试重新定位未来人的主体性。

一、未来已来——技术驱动下的历史进程

在讲座的第一部分，孙惠民老师从历史哲学与技术演化的视角，勾勒出人类文明的两次决定性飞跃。他以极具象征意味的“盗火”隐喻，揭示技术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核心角色，并由此引出数字化时代对主体性重构的深刻挑战。

所谓“第一次盗火”，指的是语言的诞生与广泛使用。孙老师表示，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认知工具，它使人类能够在时间上打破当下限制，在空间上超越自身经验，从而形成历史、文化、制度与秩序。语言的出现标志着人类从动物性中抽离出来，获得抽象思维与复杂组织的能力，为文明的积累提供了基础。它极大地提升了群体协作与信息传承的效率，使得人类成为“制度性动物”和“符号动物”，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人化”进程。

而“第二次盗火”，则是人工智能尤其是生成式AI（如ChatGPT）的出现。这一火种不再仅仅停留在照亮世界的阶段，而是开始参与世界的“构建”。它不仅改变了我们获取与处理信息的方式，更是深度重塑人类的认知结构与判断机制，其能力日益逼近乃至超越人类特有的“智能”边界，从而对“人类独特性”这一信念构成挑战。这一次，“火”不再仅仅是人类掌控的工具，已经逐渐成为能够反过来塑造人类的力量。

在这个基础上，孙老师提出了“未来物种三重形态”的预判。他认为，未来世界的主体将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碳基人”，即我们熟悉的、有血有肉的人类，而将是由三种存在形态共同构成：碳基人、硅基人、比特人。“硅基人”是由人类创造、拥有实体硬件，本质上基于程序和算法驱动的人工智能个体，例如机器人或类人机器系统。“比特人”则是更具哲学想象力和挑战性的一种形态，指的是以数据为基础的数字人格，它可能并不存在于物理空间，却可以通过算法学习、情感模拟、人格训练等形式，成为人类的“数字孪生体”。

孙老师强调，这三种形态并非彼此割裂，而是在现实中逐渐融合、交错乃至共生。数字化生活使得碳基人日常依赖于数据结构进行生活管理、社会互动与身份构建；硅基人的自主行动能力日渐增强，能够在生产与治理领域中替代人类角色；比特人也将成为构成人类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后，孙老师进一步提出了“认知范式更替”这一核心观点。他认为人工智能的崛起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一场深刻的认知范式转变。从古代人类对自然现象的直观记录，到今日大模型从海量数据中自动学习规律，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经历了至少五种显著的范式转变。

【一】实验范式阶段，以感知记录自然。在科学发展的最初阶段，人类以观察-记录为核心方法，依靠肉眼与直觉捕捉世界的外部现象。甲骨文、天象图、农历节气等，皆属此类经验的积累。这一阶段的知识尚未形成抽象逻辑，仅为对自然现象的朴素记录与分类。

【二】理论范式阶段，以演绎揭示规律。随着逻辑与数学工具的发展，牛顿三大定律、爱因斯坦相对论相继出现等，标志着人类不再满足于现象的堆积，而是试图从观测中抽象出普适性规律。这一范式依赖个体科学家的推理与思辨，追求的是解释世界的因果模型。

【三】模拟范式阶段，以计算复制自然。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人类开始使用模型与算法对复杂系统进行模拟。天气预报就是一典型例子：科学家不再直接描述现象本身，而是构建数学模型，用计算来预测结果。这一阶段的认知方式强调近似再现与系统化预测，大大提升了处理复杂变量的能力。

【四】大数据范式阶段，以统计替代理论。进入21世纪，大数据技术兴起，科学不再依赖少数专家提出理论假设，而是通过对庞大数据集的统计挖掘自动发现规律。在这一阶段，规律不再由演绎推理得出，而由相关性驱动得出。这种数据密集型范式，广泛应用于推荐系统、市场行为分析、医疗诊断等领域。

【五】人工智能范式阶段，以生成超越理解。这一范式由大模型主导，其训练数据已超过百亿级别，具备了从数据中自动学习、自我优化的能力，呈现出近似人类的认知与创造力。

与以往任何范式都不同，人工智能范式的最大特点在于：它具备超越人类的规模感知与推理能力，能够从人类无法处理的信息密度中提取问题。孙老师进一步推断，人工智能发现人类的思维规律和行为规律是迟早的事情，人类的知识垄断在未来可能被打破。孙老师强调，今天已经不能简单地把技术视为中性的工具，而应当意识到它是一种带有“历史驱动力”的力量，深刻地塑造了我们对世界与自我的理解方式。这一历史进程，不只是技术发展的自然演进，更是一场关于文明方向与人类命运的抉择。

二、重新定义——技术语境中的价值重构

在讲座的第二部分，孙惠民老师将分析的重心从宏大的历史叙事转向数字时代“人”的当下处境。他指出，当人工智能系统正逐渐成为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关键节点时，我们必须重新定义“人是谁”和“人有何价值”等核心问题，。

孙老师认为，当今时代既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人工智能与数字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世界。它们既为人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能力，也同时挑战着既有的社会秩序。

在技术赋能的维度上，数字化开启了一个面向未来的新文明形态。我们得以跨越物理边界，进入一个多元连接、实时互动的数字共和国。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不再受限于地理空间，数字身份成为行动与创造的新基础。借助人工智能，大量复杂任务实现了自动化与高效化，个体的创造力与影响力被指数级放大。这种能力的再分配，为个体提供了以往时代无法企及的自由度与表达力。在这个意义上，技术为人类构建了一个平行宇宙——在其中，人类不仅可以延展生命，也可能通过数据、算法与记忆的留存，走向某种“永生”。

然而，技术颠覆也正在持续打破原有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则。算法不只是工具，更成为结构性权力的新形式。平台逻辑正在重构人类的注意力分配、关系模式与价值判断标准，传统的身份、职业、知识与道德规范，也正在遭遇被重新定义的系统性冲击。在这一过程中，“重塑”成为社会的常态，稳定与连续逐渐让位于试验与更新。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持续重塑状态不仅带来结构层面的不稳定，也侵蚀着人的主体性。当判断被算法代理、选择被系统引导、身份被标签化，个体很容易陷入对“我是谁”的深度困惑。这种困惑并非偶然，而是技术逻辑下的结构性产物。因为技术并非中立，它在赋能的同时，也在规训；它在延伸人类的同时，也在重构人类。

因此，孙老师认为，技术范式的变革，不仅是生产方式的革命，更是人类社会结构与个体命运的重构过程。从农耕文明到工业社会，再到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时代，技术不断催化着人类劳动方式、生产模式与职业结构的整体转型。在兽业时代，人类通过驯化动物，替代了自然哺育这一生物本能，于是出现了“无母阶级”。在农业时代，定居生活与粮食种植打破了游牧体系，因此形成了“无游阶级”。此时，人以体力劳动为核心生产力，依赖自然、耕作土地，工具简单粗糙，社会流动性极低。经济模式为传统的农业经济，代表性职业是“农民”。工业革命后，随着蒸汽机、电气化与机械制造的推进，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人的体力依然占主导地位，但是同时也被工具增强。工业社会带来了商品经济、城市化与大量劳动力迁徙，“工人”成为时代的标志性角色，流动性与效率被空前强调，“无产阶级”随之诞生。

1970年代后，电子计算机与信息通信技术兴起，社会形态逐步向“信息化”转型。在此阶段，人的脑力开始超越体力，成为新的主导力量。数据处理、信息获取与知识分析成为经济活动的关键，经济也从工业商品主导转向服务经济。新职业如分析师、设计师等快速涌现，人类进入认知资本驱动的新阶段。随着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兴起，社会从“信息化”迈向“数字化”。个体不再只是工具的使用者，更成为创新的发起者与平台的共建者。在这一阶段，数字化赋予人类强大的信息处理、跨域协作与创作能力。劳动重心从“体力/脑力”转向“创新力”，经济从服务经济迈向体验经济，大量原有脑力劳动岗位也被自动化技术逐步取代。2023年之后，社会正快速走向由人工智能引领的“自主化范式”。在这一新的阶段，人被重新定义为“自主探索的存在”——其价值不再体现在劳动生产中扮演的角色，而在于其能否创造出前所未有的问题、意义与愿景。

在此发展趋势下，孙老师认为，人类下一步将会进入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提出的智业时代。在智业时代，99%的人会成为“无用阶级”，其无用并非因为懒惰，而是因为缺乏技术系统需要的能力，从而被排除在核心之外；而剩下1%的人则会成为“智神”。

孙老师在这部分的最后表示：“重新定义”不仅是对“人”的重新定义，也是对社会、价值与未来形态的重新定义。数字化不仅仅是技术进程，更是一场深刻的文化与存在革命。

三、何去何从——哲学反思与实践路径

在讲座的最后一部分，孙惠民老师围绕“人类如何在数字化浪潮中自处”这一关键问题展开论述。他强调，如果没有对主体性的重新构建与灵性能力的觉醒，未来的技术升级很可能带来的是文明意义上的“降格”。面对人工智能和算法系统对主体性、价值结构与伦理判断的重塑，人类不应选择消极退让或盲目拥抱，而应当在深刻理解技术逻辑的基础上，重新激活人之为人的“不可替代性”——意义、伦理、精神、创造，人类才可能真正成为技术之外的存在，在看似智能至上的世界中，重新回答“我是谁”。

孙老师引用法国哲学家福柯的观点，指出在18世纪末以前，并不存在“人”。“人”是新近的产物，是现代知识型的产物。所以，福柯在《词与物》的最后一页写道：“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于是，“人之死”（death of men）就不可避免。孙老师认为，这里的“人”并不是指人的肉体，而是指人主体性。因此，福柯的这种后现代理论对现代体制的质疑，为虚拟空间和“元宇宙”造就替代传统人类的的“新人类”提供了合法性。

随后，孙老师进一步引用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在《三体》的观点，指出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求，人类文明的底层逻辑就是丛林法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今天AI的出现，使人的存在处于算法的潜在威胁之下。若缺乏对人精神上的引导与反思，AI的力量将转化为毁灭性的控制工具。因此，“何去何从”不仅是社会发展的战略问题，更是人类文明的根本命题。我们必须在“工具化的人”与“灵性觉醒的人”之间做出选择，在算法决定一切与保留不可计算之物之间做出抉择。

于是，孙老师在此背景下提出了关于“人生第一性原理”的思考：在一个高度外部控制、信息算法规训的社会中，人之所以还能成为“人”，不在于其所拥有的资源与技能，而在于其是否还能保持觉察的能力、自由的意志和意义的生成能力。因此，孙老师认为，人生并非是被动接受技术支配的结果，而是一场主动的修行，一种内在的综合进化。

他认为，这一修行应当建立在三个层面之上：第一，开发大脑的“算力”，即训练逻辑思维与抽象能力，使人在算法洪流中仍保有判断力；第二，提升认知能力的“算法”，这是象征思维模式、逻辑判断与知识结构，支撑着理性选择的路径系统，代表着掌握认知模型与信息架构的能力；第三，加强“数据”的采集，体现为对经验的积累与环境的感知，它是连接现实与决策的桥梁。这三个层面的结合，便构成了“灵性主体”的雏形。

孙老师认为，这种“灵性主体”是真正有力量的人——他们能够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遇见正确的人，并做出正确的决策。这不是偶然运气，而是深度觉察力、判断力与意义感整合后的体现。在这种修行路径中，个体的人生境界将不断从低维跃升至高维：从对生存的本能应对走向对存在的深层理解，从被动卷入系统到成为规则的审视者与价值的创造者，最终，进化为“智神”，获得永生。

最后，孙惠民老师指出，真正能抵抗算法规训的，不是更高的智力，而是更深的灵魂。在这个讲求算力与效率的时代，我们仍需相信：有些东西不能被编码，有些选择不能被预测，有些生命经验不能被替代。与此同时，孙老师也寄语在场同学：且停且忘且随风，且行且看且从容——在算法的时代中，保留一份内在的沉静与自由。

孙老师讲完之后，郑淑红老师介绍了在座的江晖老师、张卫红老师、詹嘉玲博士后、张洪义博士后、张程业博士后，继而请他们相继发言。

江晖老师对孙老师的精彩演讲表示感谢，并从科技人文的角度分享了自己对人工智能的看法。她认为，我们在看待一个技术时，并不一定要聚焦当下，而是可以把它放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历史上任何一个新兴技术出现时，都会伴随着很大的争议。比如，当文字语言出现时，包括柏拉图在内的许多人都反对用文字来记述人的思想，他们认为文字会让人的思想枯萎。又如，当蒸汽机出现时，其带来的变化如此颠覆，以至于人们对蒸汽机十分恐惧。再如，当互联网出现时，人们无法预测它会给人带来什么，以至于人们开始研究互联网会给人带来快乐还是痛苦。到今天，我们已经在非常自然地使用互联网，便不再关心互联网会给人带来快乐还是痛苦。可见，当我们的存在形式经历了长时间的变化后，许多问题便会不再成为问题。因此，任何一个新兴技术对人类存在形式的影响都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或许现在我们还不能接受把意识上传到数据库而没有肉身的存在方式，但如果放在更长的时间线上来看，如果我们身体的部件逐渐被各种机械取代，甚至大脑也可以接入芯片，彼时没有肉身的存在方式或将变得可以接受。而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在技术不可阻挡地发展时，是否应当人为控制它，以及在哪一步进行控制，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张卫红老师认为，孙老师的演讲非常有启发，并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思考。

首先，智业时代是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知性飞速发展到今天反被知性所控制和异化的时代。人类本来应当是情感、理性、意志、灵觉的统一体，但我们对其中一部分进行极度的扩张，由此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今天的人们之所以倦怠焦虑，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成为了工具化的存在。

其次，智业时代虽然带来了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但宇宙生命的底层逻辑仍然没有改变。佛学的无常与《易经》的变易都是不变的，一个人的生存形态由其精神品质决定的因果规律也是不变的。因此，想要对抗无常和变易，想要对抗让人身不由己的智业时代，我们就要回到中国古代的修身传统，用天命之性改变气质之性，如此便可以在无常与变易中安顿自身。

再次，量子力学打破了牛顿经典物理学的世界观，认为一切粒子背后都有其能量波，而能量波背后又有精神性的本质。可见，未来科学的发展是可以和传统文明的智慧拥抱的。

最后，她认为今天的人文学者虽然有很多忧思，但面对现实问题非常无力。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我们丢掉了中国传统学问的知行合一和与时俱进，并未把古人的思想与现实社会相结合，而是把它们讲成一种过度精细化的知识，连自己的身心性命都无法安顿，谈何对社会的影响！反观孙老师的讲座，在整合传统哲学的同时，也有现代性的转化，这是今天大部分学者所不及的。

郑老师和孙老师顺着张老师的思考进行了补充。郑老师表示，通过佛学的无常与《易经》的变易，可以发现古人已经把握了生命的底层逻辑，然而今天我们单方面地突出智性，以至于感性和灵性被边缘化。其实笛卡尔和牛顿非常虔诚，他们并未与灵性脱钩，但他们的徒子徒孙可能已经与灵性脱钩。因此，今天的确是一个反思的时代。如果人类继续按照现代性的智性轨道往下走，将会是非常危险的，只有回到传统的、完整的人的角度重新反思，我们才有重生的机会。孙老师也认为，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是重叠模式，就是既有肉身，也有肉身内在的东西。因此我们还是应当构建一套让人类好好活下去的、蕴含内在精神的生命系统，然后把它传承给人工智能。如果按照工业文明的发展，一味追求效率和效益，人类文明只有死路一条。

詹嘉玲老师首先感谢了孙老师极具启发性和反思性的演讲，然后从佛学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从工业技术到今天的数字智能技术，其背后的逻辑并没有断代，这些技术最本质的东西就是数学，数学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形式化，形式化最本质的东西则是去主体化。今天我们的科学技术发展至数字时代给人的“主体性”带来冲击，这恰恰就是其去主体化的体现。而佛学中的唯识学或瑜伽行派要做的就是去主体化，他们之所以要探究思维的层次性，把思维的结构讲清楚，是因为要去主体性。他们认为众生不能解脱，恰恰是因为其自身虚构出来的主体性。今天的数字智能技术正是在把人类从过去长久的人类中心主义思维中带出来，这样也会遇到问题，但并不是主体性丧失的问题，而是真实感丧失的问题，这是以后会遇到的精神危机。

其次，把人的记忆上传至机器，人由此可以永生，但这种永生没什么好处，因为意识永远外挂着而没法解脱。佛教里说的“轮回”就是这样：人的一期生命结束后，他的阿赖耶识储存的数据却始终外挂着、运行着，直到变成另外一个末那识、另外一个意识、另外的一生，然后周而复始。差别只在于你把阿赖耶识储存的数据外挂到肉身还是机器。真正重要的问题是：你没法解脱，永生又有什么用呢？如果系统内部的洪流本身并不清白，它只会不断地构造虚妄。所以，永生本身并不是一件好事情。

关于“空性”与“无我”的问题，詹老师指出，凡夫以为有一个能认识的主体和所认识的客体，于是将认识与认识所缘的缘起整体理解为有一个外在客体被内在主体所认取。所以，凡夫的认知模式必然依循执著自性/我的模式。佛学就是揭示主客二分的认知模式的缺陷，破除这种错认。

孙惠民老师对詹老师和张老师的发言进行了回应。

首先，他分享了对“有我”和“无我”状态的理解：前者具有常恒住、不变异、有主宰性这三个特点，后者则相反。佛教提倡破我执，走向无我，是使人从二元世界中抽离，成为“心”，即一个包罗万象的宇宙质点。

接着，他回应了“主体性”问题：借助网络数据来保存人的意识并不会使“主体”丧失。

最后，他又谈到世界与宇宙维度的划分。他例举了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观点，认为世界可以分为存在客观的物质世界、人的心理世界以及创造的人工世界。网络数据世界更像第四个世界，是更先进文明在三维时空的映射或显化。刘慈欣在《三体》中描述了宇宙文明重启者将维度“归零”的行为，实则预设了“生生不息”作为宇宙的运行原理，而这是与佛教所讲的“空”和“无”相悖的。

詹嘉玲老师顺着孙老师的发言补充道：古代印度数学家借鉴佛教空性思想，发明了数字“0”。它既代表某物不存在，又表示自身是以不存在的状态而存在的。后来“0”在数学学科，乃至当今的人工智能领域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其实“空性”是瑜伽师针对止观修行而引入的所缘境，是对胜义谛的表征，而非胜义谛本身。

张卫红老师提出了自己疑问：人工智能似乎拥有眼耳鼻舌身意等功能，甚至第七识末那识，但它能否具备第八识阿赖耶识作为一个生命的据点呢？人工智能可以进化到什么样的程度？孙惠民老师认为，也许智能库里的数据可以被称为“种子”，但它是中性的，没有善恶之分。

张程业老师分享了听完讲座后的一些想法。上世纪二十年代，国内曾掀起一场科玄论战，极大地刺激了新儒家。依照现在的看法，它几乎是一边倒的，即很多人都认为科学可以支配我们的一切，包括人生观。但是这场论战可能错过了某些核心问题。比如张君劢早在德国留学时，面对自然科学的高度发达，就已经意识到有一些东西是无法被自然科学的因果律统治的。但这种观点无法为当时崇信科学的国人所接受。现在我们可以重新反思这个问题，即人的存在能否够被科学的逻辑所穷尽？也就是说，在科学逻辑下，人是否还有一些残余或剩余之物，能够被看作真正的人之为人的基础。

近年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引发恐慌，因为它似乎使人变得“无用”，也可能把人数据化，还原成意识，乃至实现“永生”。二者的本质逻辑是一致的，即工具理性。其实这种危机感更应促使我们去追问人的存在到底是什么，因为恐慌反映了我们仍在共享一种逻辑，即认为人的存在是工具性的。然而我们可能有着混乱的、无序的、肉体的等各种各样的存在方式。比如，古代中国的工夫论就认为人不仅是意识的存在，还有肉身性。总之，发达的科技经常会带给我们一种“将被取代”的幻想，但历史表明我们总是在融合新事物而创造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最后，张老师提问，如果我们既不能完全是灵性的存在，也非纯粹数据的存在，那我们该如何生活？

孙惠民老师对张老师的提问进行了回应。他认为要注意两点：一是学会品味、体验当下生活。佛家讲人身难得，转到人道并不容易。二是破我执。需要学会做好当下的事情，又不能过于纠结某件事。此外，还要思考我们的本源在哪里？“家”在哪里？

张洪义老师首先感谢了孙老师的演讲和其他与谈人的精彩发言，接着分享了自己关于人工智能的三点想法：

一是造物问题，即人造机器和人被神或世界元气创造这二者之间的差别。人与机器的一个巨大区别是：只有人拥有精神。比如，对死亡的恐惧、生死意识以及相关情感，还有对整个世界的思考。古典哲学和宗教传统就特别强调人类具有精神性的层面。

二是边界问题，即为了防范人工智能对我们造成伤害，我们需要找到人与机器之间的边界。比如从终极方面考量，人能区分出物自体和现象的世界，拥有突破自然因果法则的自由和智慧，而机器算力再发达也仍然需要遵从自然因果法则，并且依赖我们由经验视野得来的数据。

三是生产力的变革和人类精神文明之间也许存在一个互搏的过程。比如，蒸汽时代的机器一开始造成了大量失业，引起工人强烈不满，这与当下情况相似。整体来看，人的精神世界、自由能力能够不断地调整，直至最终适应这种变革，只是中间过程充满了灾难与痛苦。

互动环节结束后，郑老师作了简短的总结。她说举办本次沙龙的主要目的是鼓励同学们拓宽视野，努力思考人与机器的真正差别，弄清楚人身上到底什么是难以被机器取代的，什么是不可以也不应该被机器取代的。数字化的发展是大势所趋，当下很多所谓“有用”的东西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完全“无用”。在这种情形之下，人文学者需要留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终极性问题，这对我们自身和整个文明都有重要意义。哲学系的学生不应该放弃形而上学以及相关的终极思考，而应该关注前沿问题，主动思考前沿问题中的形而上学问题，避免被工具理性和短平快的“内卷”所淹没。

最后，郑老师再次对主讲人孙老师和其他与谈老师的到来表示感谢。本次沙龙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录音整理：李钰兴、杨鑫垚、廖健丞

审校：郑淑红、张洪义、李红雨

摄影：柳思琪、董耀民

编辑：陈雨露

审核：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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