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旧斋迷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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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旧斋迷云

□李广宇
　　开一个旧书铺子，可能是大多数文人都曾有过的一个梦。徐迟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发表在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日香港《大风》第六十七期的《故纸堆》一文说：“我曾经希望过一个书斋，一个音乐室，甚至计划过一个旧书铺子，计划过开在北平，计划过开在上海，计划过开在昆明，计划过开在香港。计划香港旧书铺时，已经有人嘲笑我，说我‘又来了’。”
　　戴望舒也是有这梦想的。香港沦陷那几年，他过着“辛酸蒙垢的生活”，遭受着“家庭风波和病魔的侵扰”，同时还要承受没有书店可逛的寂寞，只好靠着回忆在巴黎逛书摊的往事填补精神的空虚。刊载于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三日《香岛日报·日曜文艺》的《巴黎的书摊》，不厌其烦地描绘了塞纳河左岸各个地段的书摊，宛如一场爱书人的流动盛宴。另一篇发表在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一日《华侨日报·文艺周刊》的《记马德里的书市》，则又带入了几分此时此地的阴郁和惆怅：
　　然而十月在不知不觉之中快流尽了。树叶子开始凋零，夹衣在风中也感到微寒了。马德里的残秋是忧郁的，有几天简直不想闲逛了。接着，有一天你打叠起精神，再踱到书市去，想看看有什么合意的书，或仅仅看看那青色的忧悒的大眼睛。可是，出乎意外地，那些小木屋都已紧闭着了。小路显得更宽敞一点，更清冷一点，而在路上，凋零的残叶杂着纸片书页，给冷冷的风吹了过来，又寂寞地吹了过去。
　　香江冷月，比马德里的残秋更为萧索。戴望舒在《香港的旧书市》里如数家珍的楼梯街、鸭巴甸街那些旧书肆也都是大门紧闭。耐不住寂寞的戴望舒索性自己开起了书店，合伙人据称竟是他的挚友叶灵凤。陈智德在《板荡时代的抒情：抗战时期的香港与文学》一书里说：“戴望舒出狱后一度与叶灵凤、黄鲁等人合股经营书店。”香港大藏书家方宽烈在《叶灵凤的双重性格》中说得更是有鼻子有眼儿：“香港给日本统治三年零八个月当中，叶除了经常到三益书店搜购书刊之外，曾和戴望舒在中环利源东街十号，开设一家专门买卖旧书的怀旧斋，并在《大众周报》刊登广告，以南方出版社文化服务部名义代客征求和销售珍本书籍，因此沦陷期间散在市面的好书，不少落在叶手里，像一套被称孤本的《新安县志》。”方宽烈感叹：“在战乱时期，叶能凭他的眼光和手腕，收存不少宝贵的文史书籍，正如郑振铎沦陷期间在上海抢购善本书一样，都可以说是文化界的功臣。”
　　叶灵凤收藏的嘉庆版《新安县志》，的确是一部海外孤本，而且十有八九是在战时的乱世入手的。叶灵凤生前拒绝了向外国人转让这部价值连城的珍籍，他死后由他的家人将它捐献给了国内的中山图书馆，因此，说他是“文化界的功臣”也恰如其分。但是，说他与戴望舒合股经营怀旧斋，却像一个扑朔迷离的疑案。因为叶灵凤始终不曾提到和戴望舒一起开书店，并且，就在怀旧斋事件之后的一九四四年，他还写过一篇《书斋随步》，承认开书店只是一个梦想。文章说：“十多年来，始终想经营一间这样为了读者和作家打算，同时也不抹杀出版者利益的文艺书店。可惜这梦想至今还不曾有机会给我实现。”那么，怀旧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黎明起的一篇《回忆望舒》给出了答案：
　　最使我永志不忘的是一九四二年春季我们合股经营的一家旧书店“怀旧斋”，这家旧书店虽然仅仅经营了四个多月的短期间，可是却把我们的友谊搞得更密切。“怀旧斋”的股东一共三人，我、望舒和万扬，当时的资本是每人一百元军票，由望舒的介绍，向一个姓沈的朋友购进一批旧书，数目总在千多二千本以上，同时我们自己又拿出一些用不着的旧书来，我们既然有了这么一大批货色，于是“怀旧斋”便很快地开张了。当时的“怀旧斋”是开设在利源东街的一家洋服店前面，店务全由我一人主持，因为万扬另有事务，没有空闲，望舒又是外省人，买卖间语言诸多不便，不过，望舒却时常在店里帮忙，比如抄录新购进的书目、定价以及计算账目等。“怀旧斋”第一个月的生意总算不错。赚了一点钱，我们三股东都欢喜不已，但是从第二个月起，我们的生意却渐渐的走向下坡了，第四个月就完全不能再支撑下去，于是便只有关门大吉，关门的原因自然很多，但最主要还是由于我们不善经营之道，平日大家只知摇笔杆，一旦拿起算盘来便不期然的感到手足无措了。
　　黎明起是何许人也？小思《香港文学散步》中有一句话的注释：“黎明起，戴望舒的友人，生卒年不详。”这等于没有注释。后来查小思的长文《灾难的里程碑——戴望舒在香港的日子》，则见到另一条注释：“黎明起是广州诗人黄鲁的笔名。”于是就顺着“广州诗人”这一线索，找来了何楚雄写的《陈残云评传》，果然寻到了黄鲁的行踪。《评传》说：抗战爆发前夕，陈残云在广州“结识了一批年轻的革命诗人，如黄宁婴、陈芦荻、夏子（叶春）等中山大学的学生和更年轻的中学生黄鲁。”这些“诗友们一起，走进了抗敌救国的新诗歌运动的行列”。他们一起参加广州艺术工作者协会诗歌组的活动，一起创办《今日诗歌》和《广州诗坛》，之后不久，又一起创办了诗歌刊物《诗场》，还自费出版了一套“诗场丛书”，四本诗集中就包括黄鲁的《赤道线上》。
　　《陈残云评传》还说：“《诗场》第四期编好后，恰遇‘七七’事变，于是赶出号外，便宣布停刊。”黄鲁大概就是在这之后不久从广州来到了香港。据陈智德在《板荡时代的抒情：抗战时期的香港与文学》中说，黄鲁到香港后，也曾参与《中国诗坛》在港复刊的工作，出版诗集《红河》，并在戴望舒主编的《星岛日报》副刊《星座》发表作品。《香港文学大系新诗卷》收录黄鲁诗五首，该卷并有关于黄鲁更为详细的介绍：
　　黄鲁（1919-1952）另有笔名黎明起、孔武，三〇年代中在广州参加广州艺术工作者协会（广州艺协）诗歌组及广州诗坛社的活动，其后广州诗坛社改组为中国诗坛社，出版《中国诗坛》，黄鲁也是当中的主要成员，稍后再和陈残云、黄宁婴、鸥外鸥等合办《诗场》，出版诗场丛书，著有诗集《赤道线上》。
　　抗战期间，黄鲁从广州来港，在《星岛日报·星座》、《大公报·文艺》、《国民日报·文萃》、《华侨日报·华岳》发表诗作及散文，四一年后香港沦陷后留居香港，四二年一度遭日军拘禁，后曾与戴望舒合营书店，四四年至四五年间在《华侨日报》副刊“文艺周刊”及《香岛日报》副刊“日曜文艺”发表散文，战后仍居香港，一九五〇年在《华侨日报》发表《回忆望舒》一文，五二年病逝。
　　在那篇《回忆望舒》中，黄鲁也写到了叶灵凤。他说：一九四九年二月末尾，戴望舒毅然决定北上解放区的北平，三月九日那天来找他话别，可惜他不在家，“后来据我的家人说他走到我家里竟然哮喘得连上三楼的气力也没有，在楼梯口坐了差不多三十分钟才稍稍恢复气力。当天晚上我赶到罗便臣道叶兄家里（那时他寄居在叶兄处）去见他，当时他哮喘着的辛苦的情形真使人见了难过……”不顾黄鲁等人的劝阻，戴望舒抱着病体毅然登上北去的货船，讵料这一走就是永诀，不到一年，戴望舒就因哮喘症突发病逝于北京。
　　战后的一个时期，黄鲁频繁地出现在叶灵凤日记当中。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二日，“傍晚，苗秀、黄鲁、黄茅、尊古斋潘氏兄弟，及顺记雪糕店主吕顺，一起来拜年，少顷，郑家镇亦来。一同看新买的画集，炒上海年糕，并冷盆酒肴款客，至晚九时始散。”一九五一年五月八日，“与黄茅、黄鲁等喝茶闲话。”一九五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与苗秀黄鲁等在高升饮茶，谓《南洋商报》挽人来邀写稿。”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二日亦写到黄鲁，却是一个噩耗：“上午出外，得悉文友黄鲁因心脏病突发已在昨日下午去世。明早出殡。苗秀已代我送了一个花圈，他有两个孩子，听说太太已有孕，下月就要分娩了，境况很不好，此是人间最凄切事也。”不禁让人想起望舒去世时黄鲁的感叹：“说人生如梦，而回忆中的友谊，更使人生出造梦一般的感觉啊！”叶灵凤日记最后一次提到黄鲁，是在一九五二年八月七日：“源克平来访，为黄鲁的太太发起一点捐款，我捐了五十元。”
　　怀旧斋的两位股东，竟然都和他们的书店一样短命，不能不令人感叹造化弄人。心里憋了许多话要讲，又不知从何讲起，只好抄几句黄继持的话结束这篇短文：“历史有情，人间有意。……不过，历史的嘲弄，也的确似修辞的反讽。……才未尽，志未酬；匡时救国，书生素志，襟抱可敬而遭际可伤。”但若往积极方面想，戴望舒、黄鲁还让我辈羡慕呢，毕竟他们圆过书店梦。在我们，是连梦都不敢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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