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镜像中的青春与生命——胡崇炜先生书法艺术脞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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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不记得是居家办公的第几天，北京开始下雨。站在阳台，望着如箭的雨珠斜射在窗玻璃上，旋即洇开，漫漶滑下，沉淀在记忆中的镜头也跟着次第浮现于眼前。飘零叶送往来风，原来又是临近毕业季。曾经，我们如同川端康成一样，“凌晨四点醒来，发现海棠未眠”；那时候，我们坚信，青春的躁动不会被漫长的岁月消音，一时的聚散也不会被日常的琐碎凋零。更难忘，在云飞雨落的车站，面对渐行渐远的青春故人，我们初次体验人去心空的忧伤，感慨着当年的自己欠人生一份勇敢。可是，多少就此一别，从此天涯。

在懂得生活不相信眼泪的深意之后，每每发出不胜今昔之叹：终究，我们这一代人碎杯痛饮的青春别离，是一去不复返了。在无法倒退和停留的光阴面前，有独自沉默的大地，有各自奔走的众生。这其间，最可珍贵者，非青春与生命莫属。由此而比兴，在阅读、探寻胡崇炜先生书法上的精研与敏求，艺术上的野心与赤诚时，我情不自禁地留心于他笔墨中的青春及生命，是否也与这个季节里潜滋暗长的人间草木一并，令我们会心于远。个人际遇往往凝成笔墨因果，在时代风雨中飘摇的多情文字，与襟怀、风气、文脉遥相呼应。崇炜先生的书法之爱，就像《明月夜》中那袭“经过多少年，只有我还在窗前”的身影，在旧时月色下，滚滚红尘里。不恋台上繁华，但识故乡大地。

崇炜先生一九六三年生于吉林大安一个普通贫苦农家，当年父亲用金粉纸为乡亲们写对联的场景，着实给了十岁的他以心灵震撼，从此，他迷上了书法，如同着青衫、骑白马、入江湖般，对笔墨世界充满畅想与写意。然而，直到参军入伍，崇炜先生才有了人生中的第一支毛笔。自此，他锲而不舍，保持高质量的独处，葆有百折不挠的坚韧，执笔吟罢任歌哭。作为离开故乡港湾的行舟，在悠悠四十载的漂流中，崇炜先生上下求索，找到了自我投射的人生对象，拥有着世俗社会中一份难得的清醒和宁静。他从一名痴迷书法的爱好者，锵然成长为颇有时代影响力的书法名家。崇炜先生的作品斩获诸多国家级专业性大奖，被中国美术馆、中国文字博物馆、美国赛克勒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等文博单位收藏。

同时，崇炜先生勇于直面当代化的审美重塑和转调，理性对待展览体语境下足可提神醒脑的笔墨视觉冲击力，尤其在踏入辽海大地后，越发身体力行，接续传统，重视临帖。诚如聂成文先生对他的认可与期许：“辽宁书法发展有大梁！”而崇炜先生的自家笔墨，亦不知不觉具有了深度个性追求与人生旨趣，可谓“渐将素手开新曲，重整青衫对旧游”。   “挑灯人海外，拔剑梦魂中。” 回望崇炜先生的艺术之路，超越门户、不依派别的临帖不但始终被视作进入传统的有效途径，而且成为联通书法创作的精神脐带，亦是其笔墨呈现出郁郁勃勃的青春气和生命力的源头。崇炜先生毫不犹豫地认定：“丢弃传统，我们将一无所有！”在他看来，值得取法的传统，不啻丰厚的土壤与纯净的氧气，包括历朝历代被无数先贤肯定的碑帖经典，包括书法所承载的代代相续而下的国学文化。因此，凡是试图用远离传统来强调所谓的创新，最终会沦为地摊书法般平庸不堪，在书法创作上成为“被平均的大多数”。对于书法艺术而言，临帖与否，传统与否，好比野蛮与野趣的区别，醉态与醉意的不同。

在自身有限的书法艺术学习、研究、创作、组织、传播半径中，崇炜先生最大限度、潜在而长久地坚持临帖与阅读，汲取传统营养进行创作，并在“剥苔扫碧寻古题”式的临创中，形成了强烈的自省意识：“我时常把自己初学时的临帖作品，与自己现在的临帖作品进行比照，不难发现，初学时的临帖作品，精准的程度比现在高，而现在的临帖更多的是意临；那么，是初学时临习方法正确，还是现在的方法正确呢？深入思考后，我觉得临帖就是应该形神兼备，只有坚持像初学时那样，认真地领会帖的根本，深钻帖的精髓，才能使自己的创作不偏离书法本体，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艺术至理，知易行难。正因崇炜先生的迎难而上，吃得了传统路上临帖之“苦”，所以他的笔墨始终离青春近，离生命近，离天地近。墨浓时，是年华青春，墨淡时，若岁月长河。

同为一路“打狗棒法”，为何黄蓉使出来肯定会跟鲁有脚使出来不一样？同样是经典，觉远和尚背诵《九阳真经》，听之者三人，为何“无色得其高，郭襄得其博，张三丰得其纯”？相同的内容，理解力、领悟力不同，灵感产生的触动点不同，所得与所到之境界自然不同。书法作为一门艺术，概同此理。不妨直言，书写者自身具有的灵气与悟性是走向笔墨大乘境界的关键要素之一。芸芸书者，笔墨生命力的差距，常在于有没有开悟，证没证道或者开悟、证道几分，而非笔动风云、名利双收有几多。当代书法的创作之难，难在天资、灵感与境界的浑融达成，难在人笔合一，表达出一份独立而完整的生命存在。

崇炜先生的书法天赋有目共睹，身似菩提、性若莲花的灵气与悟性，助力他的笔墨在境界上不断攀登、层层跃进。他曾著文《与灵感相遇不容易》，洋洋洒洒，深情回顾了自己整个学书成长经历中，与灵感不期而遇的“高光时刻”。譬如一九九九年的全国第二届正书展，作为获奖者的崇炜先生，真切感受到了灵感降临时，写出心底锐气与热望的那份美妙与惬意：“那天是个大周末，中午时分天气晴朗，心情也爽朗，刚刚打完格，心静了下来，我拿起笔来创作。当下笔写到第三个字时，顿有一种畅然之感，写的本是楷书，却有一种行草的气脉，执笔在手，如有神助。笔还是那支笔，写的环境也没有变，可就在这一瞬间，我感受到的是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一种说不出的畅快淋漓。”确乎，一片无尘心境，一缕乾坤清气，跃然而出。起笔收笔，如一柄长剑之出鞘与收鞘，干净利落，将一笔一画的楷则，写出玲珑生动、墨色生辉的青春活力来。

不过，书法既然成为崇炜先生值得终身耕潜的所在，他的天赋、灵感与境界，当是建立在“士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文艺”这个大前提之下的。或谓：先有做人之品格，再有书法之气格。所以，我们有理由认定，他笔墨书写中一直追求和几近达到的“五气”：足以支撑自己独立艺术家园的志气，潜之于先天、提升于实践的才气，凝结无数经历而生智慧的静气，区别于世俗、庸俗的雅气，弘扬正大气象的大气，庶几应视为他历经磨洗吹砂出金的人格袒露。一直私心喜欢美国思想家、文学家爱默生在文化观上所做的表述，又哲学又形象：“文化不是修剪和料理花园，而是要展现凶险的灌木与险峻的山峰，广袤的大地同无边的海洋和谐共生的原始景象。”书法艺术一旦归入文化范畴考量，体现在创作上，则远非“修剪和料理”之巧所能涵盖，它上纾人生岁月之远念，下慰日常生活之情怀，时如猛虎，时如蔷薇，于法脉清晰中凸显气度峥嵘。

回到崇炜先生的书法，章草的古朴浑圆有之，魏碑的劲健挺拔有之，且不断在内在气韵上将二者融合，呈现出一种“碑体行草”的意味来。他的创作，不伍流俗，数十年中一直未离章草这个主线，醉心于《急就章》《出师颂》《平复帖》《月仪帖》等，加之由《张猛龙碑》《龙门二十品》《汝南王古塔铭》《郑文公碑》等筑基而成的碑学书写功底，互为滋养、长年浸染之下，笔端不期然地带来了自身书写气质的变化，渐成一种独特风貌。吴振锋先生对崇炜先生如同带着秋风而来的驼队一般，有沧桑有来历的笔墨，十分激赏，方向感极强地将此别具一格的书法风貌，进行了技巧和节奏上的“还原”：“崇炜的字呈现了碑铭书法人工美、天工美和书写性的整合统一，在笔墨技法上的驾轻就熟，天然地以结字的随机相生，构成'熟’与'生’的相辅相成，进而在'一团和气’之中，完成了作品的整体性特征。崇炜书法节奏感极强，有时激越如战鼓，重棰而敲，震天撼地；有时舒缓如流泉，汩汩而淌，细语轻声。”这一艺术上的对照、解析与回响，为书法艺术在这个时代所能达到的崭新可能，提供了一个可资探求的鲜活个案。而崇炜先生书法创作的意义，于此存焉。

骤雨初歇，意有所会。同为“负剑远辞亲”的“扰扰羁游子”，崇炜先生的青春与生命，如鱼入水，呼吸在他全面呈现的艺术主张里，游走在他追逐不弃的艺术梦想里，那份锐意进取的笔墨，真真书写出了内心的温厚和悲欣。而眼前我们这些冒险漂泊在风中的青春往事，是否也该得以寄存于岁月的激流？人生倏忽，世事浮沉，且莫再失去了生活与生命的重心。

郝永伟

1977年11月生于河北栾城。文学学士，历史学硕士，编审，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编辑学会会员。出版人，文化学者，武侠小说创作者。从事出版二十年，懂策划，精校勘，善古籍整理。曾在河北省出版总社、江西出版集团（读研期间，特约编辑）从事编辑工作，现谋稻粱于中国书法出版传媒。

出版专著《南船北马总关情：元代江西籍文人诗集序文整理与研究》（22万字），《犹可揖清芬》（20万字）。在《人民政协报》《中国艺术报》《中国书法报》《中国书画》《中国篆刻》《书法报》《书法导报》《图书与情报》《图书馆杂志》《出版广角》《藏书报》等发表图书评论及艺术评论40余篇，近20万字。在《中华传奇》《武侠故事》《上海故事》《小小说月刊》《短小说》等发表中短篇武侠小说10余篇，20余万字。在《诗刊》《诗潮》《阳光》《辽宁青年》等发表诗歌近20首。另著有长篇奇幻武侠小说《断雨零云记》（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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