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真：用平和心态表现生活

发布时间：2024-11-28 0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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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阎真：用平和心态表现生活

《活着之上》阎真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年12月

　　定价：34.00元

　　创作三十多年来，阎真只出版了四部长篇小说，在他的小说中，描绘的总是知识分子面临的精神困境。2014年12月，首届路遥文学奖出炉，不少名家名作落选，阎真凭借《活着之上》成为唯一获奖者，连他自己都声称“意外”。随后，小说单行本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阎真接受了南方日报记者的专访。

　　曾有读者称，看过阎真作品《沧浪之水》后感叹不已，认为自己迂腐了一辈子，是“没混出来的池大为”。阎真说这样的反馈令他心寒，而这也是他创作《活着之上》的动机之一。他强调，《活着之上》中的聂致远不是“又一个池大为”。

　　“生存是绝对命令，良知也是绝对命令。当这两个绝对碰撞在一起，你就必须回答，哪个绝对更加绝对。” 阎真说，这是《活着之上》的文眼。

　　两个同样出自阎真笔下的人物，面对生存与良知这两个命题，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池大为放弃了某些原则，而聂致远选择了坚守，不向世俗低头。

　　在阎真看来，他们都反映了一个时代中“生活的真实”。十多年前创作《沧浪之水》时，阎真认为市场经济的冲击是“无法抵抗的”，而现在，阎真倾向于相信，还有聂致远这样的选择的存在，还有某种力量来平衡功利化带来的影响。

　　《活着之上》也是身为中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的阎真首次将目光投向自己所熟悉的高校生活。学术腐败，生活潜规则，在叙事中一点点被揭露。正因如此，外界在提及这部作品时往往以“揭露大学黑幕”来形容。阎真一次次否认，称这不是重点，“小说仍然在传递正能量，表达了人在满足生活的基础上还应该有更高的价值追求。”

　　高校中不乏从容淡定的老师

　　南方日报：《活着之上》的故事发生地主要在高校，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离自己工作与生活如此接近的题材？

　　阎真：我在2008年写完了《因为女人》，关于下一步写什么有些纠结。我在高校教书近30年了，很想写一部关于高校的小说。中国当代关于高校的小说很多，我自己觉得要写得更为真实。就我对生活的体验而言，在我身边，还有很多能够保持淡定和从容的高校老师，我觉得我有愿望和责任把他们的心态和状态写出来。

　　南方日报：据说《活着之上》中的主人公聂致远的一半素材来自您的某位同事，您这位同事对这本小说的影响有多大？

　　阎真：在我身边，生活得非常从容淡定的老师不是一个，而是一批。我说的这位同事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吧。我开始没有意识到小说中有他的影子。后来，意识到了给他看了小说的初稿，他笑着说，我只是没有这么纠结而已。可见，小说的主人公也不是什么拔高的人物，生活中比他境界更高的人物是真实存在的。

　　南方日报：书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蒙天舒，在塑造蒙天舒时您是怎么考虑的？聂致远和蒙天舒，是否代表着追求“良知”和追求“生存”的两个极端？

　　阎真：在高校，还有另外一种类型的人，他们是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善于捕捉各种机会，而且也善于保护自己，不去触碰法律与政策的红线。这些人还是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完全没有学术水平的人在高校也是难以混出头的。他们把学术带来的利益发挥到了极致，蒙天舒就是这类人的代表，他们把自我的生存利益当作行动原则，并以此去判断一切。这是一个极端。至于聂致远，还不敢说他能够代表良知，他只是守住了良知的底线。他不是文化英雄，而只是文化英雄的景仰者。

　　南方日报：这部小说写得不太顺利，前后修改了11次，问题出在哪里？

　　阎真：这部小说写了两年，修改了一年，2014年整年都在修改。我是用钢笔写作的，稿子写出来以后，请打字员排版打印，然后我再在打印稿上修改，反复11次。也没有特别大的问题，只是自己特别认真谨慎而已。

　　“精神生机”存在于现实中

　　南方日报：从《沧浪之水》起，您对知识分子在时代浪潮中的精神状态进行关注。您说，《沧浪之水》与《活着之上》的不同之处在于，一个是“妥协”，一个是“坚守”。您觉得现在您对这个群体的看法与当时相比是否有变化？

　　阎真：在写《沧浪之水》时我对知识分子群体是比较悲观的，但也能够理解。存在决定意识，市场经济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功利主义思维方式的存在。但在构思《活着之上》的时候，我有了新的想法。难道知识分子只能顺应潮流，跟着市场后面走吗？总应该有一种平衡的力量，这是我写这部小说的基本想法。这部小说就是写这种平衡的力量。

　　南方日报：施战军先生认为，《活着之上》中，在梦中的曹雪芹和世上的聂致远之间的虚衔处，恰恰是我们精神的生机所在。您认同吗？

　　阎真：我对“精神的生机”还是抱有希望的，这种生机在现实中就存在着。我们当前的高校也没那么可怕。媒体上揭露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在现实生活中毕竟只是少数。我的小说写的是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存在状态，这一种平和的叙事。我希望这种生机能够越来越茂盛。

　　南方日报：很多学者说，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精神空间方面，飘游于精神坚守与世俗蜕变之间。您认为该如何摆脱这种精神漂泊感？

　　阎真：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这是一个总的概念，其实他们的内部存在还是有很不同的状态。聂致远有漂泊感，在两个极端之间游移。蒙天舒就没有游移的问题，他完全是把功利主义当作人生哲学，生命的过程对他来说就是利益的操作过程。他就是钱理群先生所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我在写这部小说时，编辑部的编辑给我打电话说，现实生活太沉重了，功利主义也是太沉重了，就像秤砣一样，难以承受。我觉得他这个问题非常尖锐，也是真实生活感受。和他交流的时候，我说，的确是这样的。

　　在我看来，总要有一种力量来平衡这种世俗的功利主义。这种平衡的力量在什么地方？在我这本小说里，更多是用了古代的文化名人和文化英雄，这是写小说的需要。在我们生活当中，平衡的力量包括当今社会推动的“正能量”、“公平”、“诚信”等。可以更形而上地说，这种力量的最大来源在每个人的内心，这也是我们除了生存之外的一个本能。只是在生活中间有因为功利主义或者生存的需要，把这种内心的力量压制住了。

　　不知道新的写作方向在哪里

　　南方日报：您说从聂致远这个人物身上可以看到您个人的纠结与价值犹豫。从这方面来说，这本书也算是对您本人从虚构意义上的简约梳理吗？

　　阎真：我所感到的价值纠结和犹豫，在当前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是普遍存在，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所以说写这本书的过程，对我来说，也是心灵审思的过程。写了这本书之后，我感到选择做一个好人是幸福的。

　　南方日报：对于您来说，您的文学想象更多源自对人物的贴近还是对现实的观察？小说写得好了，特别容易乱真，您在写的时候有没有这种心理负担？

　　阎真：有这种心理负担。在动笔之前，我曾犹豫很久，怕在无意中得罪了身边的谁，我在写作中还是有所回避的。这不影响大局，做一点技术处理就可以的。

　　南方日报：现实社会本身就是您的作品的绝对主角？处理贴近当下的现实生活，似乎是中国文学的一大难题，对您来说会存在“吃力不讨好”的问题吗？

　　阎真：这本书对生活的表达可以说是零距离的，身边的同事看了，都说写得真实。您提到这个“难题”，对某些作家来说也许是很大的问题，但对我这本书来说，这个问题并不严重。我是用一种平和的心态来表现生活的。

　　南方日报：谈及接下来的写作计划，您近日在受访时用“四顾茫然”来形容。是因为您觉得想说的话都说了吗？

　　阎真：确实有四顾茫然的感觉，不知道新的写作方向在哪里。一个作家总有对生活进行的开掘吧，总不好意思重复自己吧。所以，是不是还有下一部长篇，我自己不知道。

(来源: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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