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社教谢龙新】艺术转向与日常生活审美化

发布时间：2024-12-08 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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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的发生与艺术自身的发展演变有关。康德以来的“现代性”艺术观念带来了艺术与生活原初联系的断裂，造成现代艺术的困境，使艺术产生了转向。黑格尔和丹托的“艺术终结论”从不同的出发点、不同的层面揭示了艺术走出困境从而转向、再生的可能。日常生活审美化正是艺术转向的途径和表现。

关键词：艺术转向；日常生活审美化；艺术自律；现代性；艺术终结

“日常生活审美化”也是“审美日常生活化”，是生活和艺术双向互动的结果，这一现象与消费社会的来临有着密切的关联，但仅从艺术之外的角度进行探讨是片面的，还应该从艺术自身的发展演变来分析其原因。

一、艺术的“现代性”境遇及其后果

在以弘扬理性为基本标志的“现代性”语境中，艺术遭遇了艺术自律说与审美救世说的矛盾。艺术自律说认为艺术自身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世界，与社会历史无涉；而审美救世说则赋予艺术以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和救赎的社会使命。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要求在康德的美学理论中同时得到体现。

周宪教授指出，“审美现代性的一个基本标志是艺术的自主性，艺术的自主性完全是一个现代的观念，康德是这一观念的创始者”。[1]P194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确立的有关审美和艺术的自律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艺术不是一种技术创造，而是一种没有明确目的、不可模仿的天才行为；其二，艺术鉴赏是一种超越现实功利的行为，不关注艺术作品的概念内容，只关注它的形式。概言之，艺术自律是艺术为自身立法。这也是康德将审美活动与理性认识和道德判断区别开来的题中之义。康德的“审美无功利”和“纯粹美”的命题开创了艺术的自律性诉求，改变了传统艺术依附于宗教、道德的他律性束缚，成为审美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命题。

然而，在康德的系列二律背反中也包含了艺术自律和艺术的社会功用的矛盾。他在论及美的理想问题时提出了美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二律背反。所谓美的“无目的”是指审美判断与内容无关，与道德和伦理无关；所谓“合目的性”是指主观的合目的性，是适合审美主体的悟性与想象力的和谐自由活动，是事物的形式适合于主体的某种心意状态。康德指出：“美的艺术虽然没有目的，仍然促进着心灵诸力的陶冶，以达到社会性的传达作用。”[2]P151-152康德的审美理想不是排除美的社会功用而实现绝对的艺术自律，而是要通过从美到善的过渡从而达到美和善的统一。

美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二律背反奠定了后康德时代美学理论的主要方向，从席勒、尼采到法兰克福学派的众多理论家无不是在这种二律背反的方向上发展和深化了康德的理论。一方面坚持艺术自律说，关注艺术的形式层面，自觉将艺术与社会、道德等他律因素相隔绝；另一方面，又赋予艺术以崇高的社会使命，将艺术的形式自律本身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的形式，艺术成为拯救社会的乌托邦。就如阿多诺所说，艺术只有具备抵抗社会的力量时才能得以生存，同时，艺术的这种社会对抗性只有在它成为自律性的东西时才会出现。艺术自律说和审美救世说的矛盾在对抗社会的前提下取得了一致性，同时也在艺术与社会之间划下了一道鸿沟。艺术被推上不受他律而可以、而且是必须律他的“救世主”的地位。

现代艺术观制造的艺术神话带来现代艺术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深层困境，也导致了现代艺术向后现代艺术的转向。

其一，艺术自律说带来了现代艺术的精英主义倾向。无论是唯美主义、形式主义、象征主义，还是先锋派艺术都是在精英主义的立场上看待艺术，视艺术为自足的存在，排斥自身之外的他律因素，这是现代以来一种主要的艺术观。在这种艺术观的指导下，艺术实践“躲进小楼成一统”，漠视社会生活深广的内容而注重形式的追新求异，使艺术之路越走越窄，最终导致了被迈克·费瑟斯通在《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中称之为“艺术的亚文化”现象的产生。由艺术自律出发，走向了追求“消解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这种艺术观也是启蒙现代性的产物，与启蒙现代性的理想具有深刻的一致性。审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批判以及赋予艺术的社会拯救功能正是启蒙理想的一部分，在实践上看似“异质”的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在终极价值指向上有深刻的“同质性”。启蒙是社会精英的责任，普通民众只是启蒙的对象，启蒙者赋予艺术以启蒙的义务，而艺术要承担启蒙的使命又必须保持高高在上的地位、远离尘世的姿态，最终使艺术成了启蒙精英的孤芳自赏而丧失了对大众社会的影响力。这也是现代性反思的重要内容之一。

其二，现代艺术的精英主义倾向与艺术的本义背道而驰。从发生学意义上讲，艺术并非精英者的象牙塔，而是与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威廉斯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词汇》中指出，艺术原指任何技能或技艺，艺术家则指“有技艺的人”。直到17世纪后期，艺术才专指绘画、素描、雕刻等，现代意义上的艺术概念在19世纪后期才被广泛应用。艺术最初的“技艺”涵义显然与生活相联系。人类学研究也为艺术最初的功能提供了依据。泰勒指出，“在早期文化阶段，诗歌是一切精神激动或感情的自然流露，是把某种庄严的声明或古代传说传达给听众的自然手段。”[3]P268泰勒的研究表明诗歌源于战前动员和葬礼上的歌唱，舞蹈服务于祈祷仪式的实用目的。可以说，艺术天然是他律的，是生活的需要诞生了艺术。余虹指出：“艺术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分离在现代审美文化阶段才成为可能。在人神游戏的希腊神话世界，生活与艺术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在道成肉身的基督教世界中，艺术与宗教化了的生活也难以分离。”[4]P48将艺术与生活割裂开来只是“现代”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这种割裂有违艺术的“初衷”。由前现代艺术他律到现代艺术自律的转换导致了感性/理性、大众/精英、生活世界/艺术世界等等一系列冲突和对立。当“现代性”高蹈于艺术之上，或者说，当艺术高蹈于生活之上，艺术便失去了自己的“根”，自然便面临着危机。

其三，消费社会或后工业社会对现代艺术观念构成直接冲击。如果说上述艺术的两重困境只是理论上的探讨，那么，消费社会对艺术的需求则是现实层面对艺术观念的呼唤。现代艺术观念在消费社会的冲击下土崩瓦解，艺术为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冲破了现代艺术观念对它的界定，纡尊降贵对消费社会的呼唤作出了热切的回应，生活与艺术的“合谋”直接促成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出现。

以上探讨表明，艺术的困境实际上是康德以来的“现代性”艺术观的困境，艺术要走出困境就必须扬弃“现代性”艺术观，宣告其“终结”。终结并非意味着结束，恰恰可能意味着转向或开始。

二、艺术“终结”于何处？

19世纪初黑格尔首次提出“艺术终结说”，20世纪末奥瑟·丹托再次提出了“艺术终结说”。虽然“艺术终结说”一再成为热门话题，但是艺术并没有消亡，反而在某种意义上进行了扩张。看来，“终结”的并非艺术，而是某种艺术观念。

首先，黑格尔的“艺术终结”与其说是对艺术的判词，不如说是对理想艺术的判词。黑格尔将美（艺术）界定为“理念的感性显现”。在黑格尔的论域中，理念与感性形象的结合程度成了判定艺术理想的标准，由此将艺术分为象征型艺术、古典型艺术和浪漫型艺术三个阶段，分别与他的艺术较前的一个阶段、艺术阶段、艺术较后的一个阶段对应。在他看来，只有属于艺术阶段的希腊的古典型艺术才充分体现了艺术的本质，达到了内容与形式、意义与形象、特定性与普遍性的完美统一。而属于艺术较后的一个阶段的浪漫型艺术则处于艺术的解体阶段。解体的原因在于古典型艺术的那种理想的、和谐的艺术世界陷入了理性与感性、灵魂与肉体、目的与手段的巨大分裂之中，由此“诗的时代”进入“散文的时代”。其次，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说”服从于他的绝对精神自我发展的逻辑推演过程，艺术作为绝对精神发展的一个阶段已经不能够完成其使命，不能够代表心灵的最高需要，必将被宗教和哲学取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认为浪漫型艺术的终结是艺术本身的进步而不是“纯粹偶然的事件”，因为艺术的精神使命就是使哲学成为可能，艺术必将走向哲学。黑格尔对理性重要性的强调，体现的是一种现代性的价值立场，这是其提出“艺术的终结”问题的最终原因。这里涉及到一个现代性的重要命题，即现代以来艺术被赋予哲学的功能，使之受制于启蒙的宏大叙事，这是造成现代艺术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上文已有论述）。再次，黑格尔也指出“我们现时代的一般情况是不利于艺术的”。这个“一般情况”即指现代的反思精神以及由理性精神建立起来的市民社会。现代反思精神带来了感性与理性、肉体与灵魂，个人与世界的分裂，这种分裂是与艺术理想相违背的。由理性主义组织起来的市民社会将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转变为纯粹的手段和利用的关系，产生了“非人化的文化”，打破了人与世界的和谐关系，带来了对自由生命力的压抑。这与黑格尔强调灵魂灌注的艺术形式也是相违背的。

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说”给我们的启示是：艺术的最高使命是“成为认识和表现神圣性、人类的最深刻的旨趣以及心灵的最深广的真理的一种方式和手段”，[5]P10 但在艺术的较后一个阶段由于人类的“思考和反省已经比美的艺术飞得更高了”，“就艺术的最高职能来说，它对于我们现代人已是过去的事了”, [5]P15 “我们现在已不再把艺术看作体现真实的最高方式……我们尽管可以希望艺术还会蒸蒸日上，日趋完善，但是艺术的形式已不复是心灵的最高需要了”。 [5]P131132这暗示了艺术解脱其崇高使命，摘下“现代性”赋予它的启蒙的神圣光环，从而走出由此带来的困境的可能。

1984年丹托在其《艺术的终结》中重新提出“艺术终结说”，被称为“二次终结论”。如果说黑格尔的艺术终结是古典到现代的转折，丹托的艺术终结说则是现代到后现代的转折，这种言说语境的转换使两种“终结说”表现出巨大的差异。

与黑格尔不同的是，丹托的“终结论”具有鲜明的后现代主义的反本质主义立场。丹托认为存在一个“艺术的时代”，这个时代被称为“现代”，艺术在其中具有明确的方向和意义。此即现代以来线性发展观和本质观作用的结果。而在此前的“前现代”（文艺复兴之前）和此后的“当代”，艺术实践则存在着深刻的非连续性。“艺术”只是一种现代现象。线性发展观相信进步，但同时也决定其有一个开端、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艺术的终结正是现代叙事在逻辑上走向它的终点。艺术终结的象征性标志就是1964年安迪·沃霍尔《布里奥盒子》的展出，这件作品打破了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颠覆了现代艺术观，也宣告了现代艺术规划的破产。丹托的反本质主义艺术观还体现在他的“艺术界”理论中。艺术并非如现代主义时期有一个本质主义的定性，在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氛围中，艺术之所以“是”艺术，在于“艺术界”对某物的“艺术鉴别”，正是这种“艺术鉴别”使某物获得了“艺术品资格”，如杜尚的作品《喷泉》。“如果不是出于历史的必然，那么是什么艺术史的内在演变使杜尚的问题物品成为历史的可能呢？我的看法是这只能出现在这样一个时刻，即不再有谁清楚何为艺术而老的答案都不管用之际。”[6]P14这个时刻就是现代到后现代的历史转向。质言之，在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氛围中，现代主义的艺术合法性受到质疑，艺术不再有一种质的规定性，而在于“艺术界”对某物的指认和“命名”。

丹托艺术终结论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使日常之物获得了艺术合法性。在现代性视域中，艺术与日常之物存在着明显的对立，艺术以精英主义的立场以及对社会的批判和救赎使命与日常生活划清了界限。尽管艺术源于生活，但艺术绝不是生活本身，艺术以其崇高的使命君临于生活。而在丹托的论域中，这一切发生了改变。沃霍尔的《布奥里盒子》与超市里的盒子没有差别，它之所以获得“艺术品资格”在于“艺术界”的操作行为，而不是其本身有现代艺术观念所规定的艺术之质。它暗示了艺术观念的一种重大转变。与现代性批判理论家不同的是，丹托是在后现代主义价值立场上言说艺术，是在社会情境发生重大改变的基础上言说日常之物如何具有了艺术合法性。丹托的“艺术终结论”不是怀旧与悲哀，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艺术常态的提示和发现。那么，艺术终结于何处？在丹托的论域中，就是日常生活世界。

两次“终结论”都与现代以来艺术遭遇的困境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并提示出一种解决艺术困境的途径。如果说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还只是间接暗示了艺术走下神坛的可能性，那么丹托的“艺术终结论”则直接揭示了艺术走向日常生活的可行性。

三、日常生活审美化

在艺术的起源处，艺术与生活混融无间。在现代化语境中，艺术与生活的本源性联系遭到破坏否定，艺术从生活中独立出来，这是艺术的进步，也带来了艺术与生活的对立。当艺术与生活的对立发展到极端时，就物极必反地走向了新的融合。日常生活审美化是艺术发展否定之否定的逻辑结果。

20世纪以后日常生活逐渐成了理论家关注的重要领域，而这种关注往往又与现代性批判联系在一起。无论是海德格尔、列斐伏尔，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他们对日常生活的言说都有一个潜在的前提，那就是对日常生活的拯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各自的解决途径，海德格尔求助于艺术（诗意的栖居），列斐伏尔求助于人的感性生存（狂欢节），阿多诺则用审美颠覆日常生活的异化。可以看出，他们的立论也都有一个潜在的前提，那就是日常生活与艺术是不同的两个世界，艺术仍然被赋予拯救日常生活异化的社会功能。这些立论仍然持有现代性的价值立场，并不能解决现代性带来的艺术困境。

相对审美现代性而言，日常生活审美化标示着艺术与日常生活新的“合一”关系。首先，在对象关系上，日常生活审美化使艺术与生活的边界消失了。费瑟斯通在三种意义上谈论了日常生活审美化，其中第一种就是消解艺术的神圣光环，将艺术拉回到生活世界，认为“艺术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任何事物上”。其次，在价值关系上，美与日常生活的对抗性关系消失了。后现代社会中的普通人能够“按照艺术作品来规划自身生活世界。”[7]P96-97在这种意义上，日常生活审美化消解了现代以来艺术君临于生活的存在状态，生活艺术化成了普通人的一种主动诉求。需要指出的是，后现代的某些艺术实践虽然看似将日常生活“审美化”，但由于其价值立场是用日常生活之物来对抗、消解、批判现代以来的价值观念，因此，它仍然隶属现代性的立场，并非我们所说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总之，日常生活审美化不是用审美来对抗工具理性，也不是用艺术来拯救社会，而是无论在内涵还是外延上艺术与生活走向了一种新的“合一”。

至此，我们可以呈现我们的结论：日常生活审美化是艺术从康德以来的现代艺术观念及其指导的艺术实践中转向而产生的结果。艺术发生学证明最初的艺术与早期人类的日常生活是联系在一起的，是生活的需要产生了艺术。从这个意义上说，美（艺术）本来就是，也应该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现代性语境中的艺术自律说和审美救世说带来了艺术与生活原初性联系的断裂，并造成现代艺术的困境。黑格尔和丹托的“艺术终结说”从不同的出发点揭示了艺术走出困境从而转向、再生的可能。现代艺术的终结使日常之物获得了艺术合法性，也使艺术获得了新的活力和生命。日常生活审美化正是艺术走出现代以来的精英艺术观的途径和表现。

【参考文献】

[1] 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M]，商务印书馆2005年

[2]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M],宗白华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

[3] [英]爱德华·泰勒：《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M]，连树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4] 余虹主编：《审美文化导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5]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

[6] [英]阿瑟·丹托:《艺术的终结》[M],欧阳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年

[7] [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

（原载于《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9, 96(3) 录入编辑：文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