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闭症和多动症把我“逼”成了心理咨询师，28岁女孩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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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 3134

28岁的韦亦然，11岁确诊抑郁症，18岁确诊了ADHD，今年她又被诊断为轻度ASD。她曾两度休学，动过自杀念头。

她也是一位在美国留学的“别人家的孩子”，本科汉普郡学院学习心理学，这所学校在美国文理学院中排名靠后，但氛围自由宽松。2019年她又去了纽约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攻读硕士。

2022年，她毕业回国，并在今年4月成为了私人执业的心理咨询师，目前为止积累了1600多小时的咨询时长。

她说“我的ADHD和谱系特质成了我职业上的优点”，那她是如何一步步认识自己的障碍和优势，变成一位心理咨询师呢？作为ADHD和ASD人士，她又如何理解心理咨询这份工作？以下是韦亦然的自述。

口述 | 韦亦然

整理 | 朱谷粒

编辑 | 若水

01

11岁独自去医院确诊抑郁症

印象中第一次发现自己有“问题”是在二年级，那天很冷，父母催我去洗澡，可是我一想到水蒸气的感觉就已经很讨厌，身上还穿着厚重的线裤、棉裤、棉衣。

我忍着难受脱衣服，偏偏又被衣服缠住。好不容易脱下来，去浴室拿沐浴露，结果想起来自己还没从房间里拿浴巾……我记得这样来来去去好几十回，总有东西忘记拿，过了一个小时，还没能进浴室洗澡，我累得不行了，一屁股坐在地上。

父母一直跟在我身后责骂，但我那时候已经不在乎了，绝望地想：“如果忘记事情也能是一种病，那我肯定有病。”

后来老师也觉得我不对劲：“这个小孩不看人又不笑，别人都在笑的时候她也不笑，以后出了社会可怎么办啊？”一开始，我妈妈并不重视，连续两任班主任说了类似的话，妈妈开始教育我要开朗外向，要与人为善。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但还是听妈妈的话，戴上了“乖巧”的面具。与此同时我开始出现情绪问题，经常哭，觉得什么都很讨厌，会想：“其他小孩也那么经常哭吗？”有一次我正在做作业，忽然觉得特别想死。

这些情绪，我不敢告诉任何人。

到了11岁，我实在受不了了，便自己去一家医院挂了心理科的门诊。我想如果是医生而不是我自己跟其他人宣告这件事，我会有点底气。

我一边填量表一边哭，诊断结果很凌乱，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焦虑症都有，医生给我开了药，我把诊断拿回家给我妈看。

她根本不接受这个结果，更不满医生在无监护人状态下给我诊断开药。她拉着我去医院，医生向她解释我的病情时，我又哭了——这差不多是我第一次在她面前这样哭。

和医生沟通后，我觉得妈妈终于接受这件事了，虽然时常有抱怨，但她还是会帮我去医院拿药。

我最近回乡下度假了

02

两次休学，差点做了面包师傅

我曾两次休学，一次在高一，一次在大二。

虽然我情绪问题很糟糕，但因为智商不低，有122，所以从小学到初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然而到了高中，我开始听不懂老师说的话，一开始只是感觉脑子“雾”了，后来变成只要坐在教室里，就浑身紧绷，坐不住。所以一上晚自习我就走出教室，在教学楼角落看课外书。

这些问题影响了情绪，最严重的时候，我躺在沙发上动不了，就是流眼泪，还有自伤行为。爸妈见状，就让我休学了半年。

于是我在十六岁的大半年里，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在街机游戏厅打“太鼓达人”，在家里学素描和烘焙。

这些活动是有选择的，太鼓达人属于有氧运动，需要手眼协调，能够调动我的专注力。画素描时手上的重复性动作够多，很能安抚我。

但我最喜欢的还是烘焙。面包的气味，面团的手感，烤箱的温度……都让我感到满足。我会花比别人多很多的时间，慢慢地为自己规划食材、步骤、和发酵时间。我会把准备材料和步骤都用“first…then…”语句写下来或者画出来。

那是我第一次“按我自己的方法和步调”做事情，不为这样的缓慢而着急。

我想，如果十六岁就结束了学业，我应该会去专门学烘焙，现在会是一个面包师傅。

但我没有真的成为面包师傅，半年后，我转学到了一家国际学校高中部重读高一，这里学习环境比较宽松。比如当我晚自习坐不住时，我就跑到学校附近的福利院去做义工。

我因为重读高一，而且入学年龄是7岁，比同龄人晚，所以我比同班同学大一两岁，当我出现一些奇怪举动时，他们也不敢说什么，这让我心里安稳一些。

2015年，我成功申请到了美国马塞诸萨州的汉普郡学院（Hampshire College）的本科学位。我选择了心理学专业，因为从小就读了不少心理学书籍，很感兴趣，也想做心理咨询师，想帮助和我一样的孩子。

刚入学时，我成绩优异，经常拿A和A+，但接下来就开始高开低走，从A滑向了B-和C，更可怕的是，到了大一下学期，有一些必修课程没有拿到学分，这将有可能导致下学期的签证被取消，我将无法上学。

我又开始像高中时那样听不懂老师说的话，学习英语很困难，语调和表情的问题在新的文化环境下更明显了。有次在宿舍听到其他本地同学悄悄讨论，说我好像在说英语，但完全听不懂，语调也很怪异。我被一些人质疑“很聪明但是不努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加上马塞诸萨州气候较冷，阳光较少，我的抑郁症复发了。

大学休学的时候我在学校爬树

03

救命的诊断

这次休学回到学校后，我被正式确诊为混合型ADHD，这对我来说是一次“救命的诊断”。

我评估了两次才终于得到这个诊断。第一次是在休学前，我在学校心理咨询师转介的评估机构接受评估，人家说，我不是ADHD，只是英文太差了。

我虽然心里也在怀疑自己，但还是鼓起勇气，又预约了一位私人执业的心理咨询师。

我的固执有时候就呈现为这种坚持己见的勇气，如果决定了要去诊断，就做到让自己信服；决定要活下去，就想好好活；如果决定复学，那就做到自己能力范围内的最好。

在这位心理咨询师这里，我正式被确诊为ADHD，并咨询了两年多，直到本科毕业。让我记忆深刻的是，做评估时，突然咨询室外面有一辆鸣笛的消防车开了过去，我怎么也回不到评估的问题上了，最后生气地说“我不做了”。类似这样的表现都被咨询师记录了下来。

确诊之后，我拿着确诊结果找到精神科医生开药，药物虽然不能治本，但让我的抑郁情绪减轻了很多。此后，我的抑郁症也没再复发过。

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救命的诊断”，因为在那个年纪，如果抑郁症没有控制好，很可能这辈子都难逃脱。

但是确诊之后，我并没有像很多人那样长舒一口气，相反，我想“我可能只是不够努力吧，并没有ADHD”。

刚确诊那段时间，因为有药物的作用，我特别意气风发，每天从早上8点学到18点，又稳稳地名列前茅。我第一次体验到专注的快乐，觉得这辈子真的可以干成一件事了。

很快我就开始感觉身心俱疲，因为过度专注在研究上，人际关系也生疏了，对别人也不友善。生活还是会不断不断地出岔子，我发现还是有很多地方和别人不一样。

大一时我的一位朋友给我写的祝福

真正支持我的，是我的老师和同学们，是社会环境中一种对差异的尊重。

当我因为学分没修够即将被迫开除的时候，老师对我说：“我不会让你被开除的！”

他向学校申请给了我一个机会，只要我休学后的那个学期多选几门课，把缺的学分补上，就不会被开除。

当我成绩忽上忽下时，教授敏感地注意到异常，他找我谈话，并建议我去评估诊断。

当我去医院看精神科医生时，医生告诉我可以有“试药期”，看看哪个药对我最有效，而且，即使是成人，我的药物和咨询保险都能够全额报销。

返校后，我被允许晚交作业、坐摇摇椅上课；在我一边做数据一边干呕的时候，教授时不时地发来暖心的邮件，而不期盼我马上回复……

在这里，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是一个“异类”。因为有很多同学本身比我情况严重很多。美国人太脆了。

汉普郡学院（Hampshire College）非常包容，学校里有很多发育、心理甚至肢体上困难的孩子。在课堂上学生摇来摇去、走来走去、突然癫痫或者惊恐大发作太正常了。

所以，我也不会用疾病去定义自己，我会把诊断看成理解自己的另一个角度，比如最近很火的MBTI测试中的某一种人格，又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中一个角色。这样一想，就没什么奇怪了。

2019年，我从汉普郡学院毕业，继续申请了纽约大学的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学位，我想接触更多现实中的不同人群。

我在宿舍门外的楼梯上拍的

04

我看到自闭症孩子觉得很亲切

很多人认为，ADHD或者ASD患者就是“情感淡漠”“无法共情 ”。他们听到我职业的第一反应就是：“ADHD/ASD也可以做心理咨询师吗？”

我也怀疑过，动摇过。

幸好我的心理咨询师一直鼓励我。记得有一次我和她聊未来发展，她说：“哇，你真的很有明确目标，很坚定。”我很意外，因为从来不会有人把我和这些词联想在一起。

其实我现在发现，我的ADHD和谱系特质成了我职业上的优点。

在心理咨询中，保持中立客观无偏见的态度，并对所有表达显现出不偏不倚的“悬浮的注意力”，是最基础的能力。但很多人不可避免的会代入自己的偏见和价值观。

我会盲视很多社会社交信息，包括社会地位，什么人可憎，什么人可怕要绕开走，什么人值得怜悯——这种特质在日常生活中，时常被视为缺陷，甚至让我陷入危险。然而在职业中，它意外地成为了一个小小的特点：我对来到我面前的人，天然地缺少预设，有一种真诚的好奇。

心理咨询师的确需要很强的情绪觉察能力，表面上看，我在这方面比较弱，但另一方面，恰恰因为我在生活中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社交代偿——观察、试错、演练。我能够通过机械记忆、图像记忆等大量扫描他人的语音语调、身体姿态、情境，再与大脑的“大数据”对比，最后推算出这个人“什么意思”。

虽然这中间往往伴随着很多痛苦的掩盖和过度的情绪劳作，但讽刺的是，我们因此比很多人观察得还要细致入微。

和这些特殊人士在一起，我其实很自在。比如研究生实习时，我去了一个自闭症康复机构做影子老师，对这些孩子们的第一印象是亲切，那些被称为“重典”的自闭症孩子，他们不依赖于使用语言，主课老师会用很简单分明的句子下指令，这对我来说很愉快。

在那里，我感觉“第一次觉得明白世界是怎么运行”。原来看起来简单的事情，比如洗手，如厕，发言前要举手之类的小事，都涉及那么多步骤，我不能一口气做到很正常。

2022年下半年，我硕士毕业，换了两三份工作后，我发现自己非常不擅长处理社交，并在今年4月通过量表评估，诊断为ASD。我觉得，也许自己单干更适合我。

现在，我在上海建立了自己的心理咨询工作室，成为私人执业的心理咨询师。我还在社交平台运营自媒体，分享ADHD的成长经验，目前为止，我积累了1600+小时的咨询时长，接触的来访者中60%存在ADHD和ASD。

其中，很多是家长带着谱系孩子来访。这些家长有两个极端，要么就是对于ASD/ADHD是什么不理解或非常否认，很难接纳现实，但人无法改变不接受的事，只有接纳才能基于现实去行动。

另一个极端则是太陷入ASD/ADHD的标签里，对孩子的一举一动都异常焦虑，这种焦虑甚至会夸大孩子的损害程度，或对孩子过度保护。其实ASD小朋友本身就是高焦虑，家长急肯定也会让孩子很急，亲子关系就变得很糟。

度过了这两种心态上的坎以后，他们大抵就是和其他孩子一样，处理一些生活日常事件和转换，比如升学，交友，离开父母这些时间节点。至于ADHD/ASD成人就和我自己差不多，无论外表看上去怎么光鲜亮丽，最挣扎的永远是类似生活自理、保住工作、和人交往等问题。

我的角色有点像两界之间的传话员，协助他们理解彼此的视角。

做心理咨询师一开始是因为特别想帮助和自己类似的孩子，但现在我觉得“想帮助谁”这种说法有点自以为是了，是来访者自己帮助的自己。

反而是来访者会帮助我更加外向，因为我本性是比较内向、害羞、有点软弱的，但是如果一想到有什么人需要我，我会觉得更有力量一点。

“原来我不是懒惰、愚笨或没用，是ADHD啊！”我总是看到刚诊断成人ADHD这样说，这样的如释重负是如此有感染力，我禁不住为他们高兴、和他们一起期盼接下来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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