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给残障者带来了工作，又把这些工作消灭了

发布时间：2025-05-10 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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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AI时代，中国的科技企业的职场上，曾有一批残障人士出现在数据标注的岗位上，发挥所长。

　　2025年前后，随着DeepSeek等AI大数据的功能突飞猛进，替代了这些残障人士数据标记员的职能。残障人士们好不容易端起来的饭碗逐渐流失。

　　本文授权转载自AI故事计划（ID：AIstory1）

　　
DeepSeeek夺走饭碗

　　微信提示收到了新消息，傅高山拿出手机，熟练地在屏幕前扣上特制的高倍放大镜，眼睛贴着放大镜，上下滑动读完了消息。

　　读清这条消息后，他有些无奈——又被婉拒了。

　　在傅高山的身后，他的同事们正在面对屏幕打字。他们大多数人看不见面前的屏幕，和傅高山一样，是视障人士。

　　此前，傅高山向国内某一线公司的工作人员发送了一份详细的方案，有关推进在AI领域的残障就业合作。作为一家残障公益集团的创始人，他希望这次能够谈成。这样一来，一批残障人士就有机会获得AI相关工作机会，企业也可以了解残障人士是如何参与到主流工作当中的，打开企业对残障人士工作能力的准确认知。借此，可以更大范围地推进人们对残障人士就业的准确的认知。

　　可惜这次事与愿违。因为内部压力，这个团队考虑多日后还是婉言拒绝了：“公司没有多余的精力来顾这个了。”对方的工作人员连连道歉。

　　这段时间，傅高山常常得到类似的回应。还有很多相似的项目需要推进，也还有很多问题等待解决。

　　打拼多年，傅高山都在做着相似的事：让残障人士在主流岗位端起饭碗。

　　他创立的一加一残障公益集团，主要理念是为残障人士提供医疗后的自主生活、工作技能培训，帮助大家适应新的身体特征，尽快走入独立自主的新生活。

　　傅高山思路活泛。在他的理解中，“工作是他们和世界接触的方式”。当人类社会势不可挡地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为残障人士接洽以电脑为生产力工具的工作，是引领大家往更广阔的外部世界中去，真正适应、独立生存于人类社会之中的法门。

图 | 傅高山团队的办公室

　　这与他身上鲜明的“融合性”相一致，作为一名先天视障者，傅高山自小摸索出一套实用的生存经验，可以分享和复刻；同时，作为一名从小在主流学习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科技工作者，他敏锐地感知到，科技领域的无障碍化仍有很大提升空间，残障人士可以胜任AI工作，甚至比常人做得更好。

　　早几年，傅高山感受过浪潮的温度。

　　当时DeepSeek尚未崭露头角，人工智能的代名词还是“AlphaGo”。伴随AlphaGo迎来属于自己的时代，国内科技公司数据标注需求量大增，开始招募大量的数据标注员。

　　顺应浪潮，傅高山的团队从科技大厂承接过一些数据标注项目，组建了一个项目组，成员都是残障人士。这个团队的效率比很多非残障人士组成的团队效率还高，所以后来和这家科技大厂一直保持合作，建立合作的科技公司也越来越多。

　　近一两年，傅高山意识到，他带着大家好不容易端起来的饭碗，已经开始遭到DeepSeek之类的人工智能的抢夺。

　　原因是，随着以ChatGPT和DeepSeek为代表的大数据模型功能逐步升级，在数据标注领域，大厂们纷纷开始启用这些大模型进行数据标注，逐渐开始取代人工。

　　团队的长期客户，如今仅剩一家。

　　有的企业，提出以计件制的方式，外包数据标注项目给傅高山带领的团队，也有新的企业来洽谈一些体力岗位相关合作项目。傅高山都拒绝了。特别是体力活，他还是想让大家发挥残障专业上的价值。

　　“但这个事情，急也急不来，只能一步步推动”，傅高山说。在企业预算收紧的当下，留给社会关照的精力、财力也随之收缩。过分被动，是他们长期以来面临的无奈。

　　
回不去，又难以向前

　　每到一处新城市，傅高山都会去当地的盲人按摩店，“看看盲人朋友们的状态”。

　　对于残障人士来说，工作不仅仅是获取薪资的途径，更是接触外部世界的重要途径。在傅高山的观察中，盲人们在按摩店的状态是封闭的：“按完这个，就等着去按下一个了。休息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

　　因为这些见闻，傅高山对于能不能帮助残障人士端上AI的饭碗这件事，更有紧迫感。

　　在他看来，和AI相关、以电脑为生产力工具的工作，可以让残障人士工作和生活方式上更灵活。给予残障人士这样的工作机会，可以让大家更自主、充分地参与到社会变化之中。

　　在AI领域，数据标注就是这样的岗位。

　　AI标注规则复杂多变，培训周期较长，对人员稳定性要求极高，对标注质量的要求也极高，对数据分析的要求，有时候会精细到到单个词或字的含义。这些特质使这份工作十分适配残障人士发挥。

　　首先是稳定。在社会上，视障者的工作选择范围狭窄，所以很多人会在一个岗位上“稳定”地服务很长时间——这样的“稳定”背后是生存现实的某种无奈。

　　其次，数据标注的工作细节要求极高，需要很大的细心和耐心。视障者在工作时不会受到其他感官刺激，更容易专注。

　　最后，视障者对电脑系统大多经历过培训，通过快捷键的操作，在操作效率上不输常人。

　　“稳定和专注能让我们的注释员更好地理解开发者，因为他们在这上面投入的时间更长，更熟悉不同版本的注释规则，从而避免错误、提升效率，这也是他们专业能力的体现。”傅高山说。

　　不过，合适是一方面。想要端起AI这碗饭，很难。

　　很多时候，光是得到一个证明自己会使用电脑的机会，残障者就会耗尽心力。

　　李娜是一名视障者。学生时期，她在青岛盲校学习普通高中文化课程，成功考上了大学。本科毕业后，她仍很难和同届其他同学一样进入职场，最终在盲人推拿店找到了一份推拿师的工作。

　　在按摩店工作，她时常感到委屈。学生阶段排除万难获得了和同龄人同等的毕业证书，就业时却仍无法发挥所学进入职场。另一方面，在按摩店也要学会应付无良顾客的为难和骚扰，在大学阶段，她没有机会学习在推拿店的生存要义。

　　更重要的是，在过度封闭的工作环境下，她无法看到自己的价值。

图 | 视障人士在工作中

　　为了离开按摩店，她面试过很多份工作。

　　一次去面试接线员，面试官见到李娜后的第一反应，是告诉她：不好意思，这份工作需要用电脑完成。

　　言外之意，她认为视障者不可能胜任这份工作。李娜面试时做足了准备，甚至带上电脑，随时准备证明自己具备操作电脑的能力。结果是，她连证明自己能力的机会都等不到，“还没等我打开电脑，开始演示，对方就把我 pass了”，李娜事后回忆。

　　最难也最重要的是对市场的教育，持续不断的市场教育。

　　个体突破很难，这也让机构推广的存在更为重要。

　　傅高山回忆，第一次尝试与企业合作项目时，企业难以确认残障人士能否胜任这份工作比较模糊，尤其是视障人士。“几乎没有人认为他们可以标注数据，大家都认为操作计算机一定需要视力。”为了推动项目，傅高山和同事带着员工到企业去演示操作，借此消弭认知的隔阂。

　　复旦大学企业管理系的教授陈志俊指出：“一开始，企业可能会处于某种情怀，或者从社会公益的角度去支持他们。”他观察到，傅高山所在的机构，随着时间积累，跑通了自己的商业模式，这样的DPO（Disabled Persons' Organization ，即残障人自助组织），具备给企业带来商业上正反馈的能力，如果有机会进入更大的生态系统，将可以把“公益”转变为“共益”。

　　“当他们从普通的受助变成了能产生更多经济价值和商业价值的机构，找到了自己在产业链中的生态位，也就发挥了自己的显性价值。” 陈志俊分析：“隐性的价值则在于，能够帮助企业认识到如何突破，中国有8700万残障人士，这个群体的商业价值是很庞大的，需要考虑如何构建良好的生态，来更好地服务这个群体。”

　　
推动观念的巨墙

　　长期从事残障就业工作，傅高山意识到，厘清“残疾”和“残障”这组概念，十分重要。

　　他认为，“残疾”的潜台词中，“残”是一种疾病、缺陷，把“残疾人”视为不健全之人，指向残疾人本身需要治疗。 “残障”则更强调“障碍”，社会可以开发、提供更多好用的工具、辅助和支持，衍生出来更多商业上积极的尝试。

　　在加入“一加一”之前，关钦是一名大厂员工。作为非残障人士，他之前对“无障碍”的理解和需求和普通人一样，“可能在网站或APP里加个图片或标签就是无障碍了”，但当真正和残障人士们泡在一起，关钦发现这些远远不够。

　　他认为，当企业看不到残障人士的真实需求，就不太会进行投资和开发，也就失去了一定的市场机会。观念巨墙不仅存在于社会和企业之中，更存在于残障人士家属，甚至残障人士自己的内心深处。

　　傅高山的同事在培训中心接待过一名高校子弟。他的父母都是高校教授，自己从小是“别人家的孩子”，学业一路攀爬，最终考取了博士学位。而后，他在一次事故中失去了视力。当事人无法接受事实，很快脱离了原来的人际关系，呆在家里几年，衣食住行全靠父母的保护和照顾，中途也尝试过各种“重见光明”的偏方，全部无果。

　　这位年轻人终于认清，再也无法回到过去的生活，往后都要适应视障者的新身份，和新的身体情况共处。

　　完成培训后，他带着盲杖和生活技能回到高校家属院后，迎来的却是高知父母的闪躲：“要不你还是扔掉盲杖吧，或者还是像以前一样，就在家里吧，也没有危险，要不然邻居看着你带个盲杖在家属院走来走去，得怎么议论我们家呀？”

　　亲人的过度保护、关注和隐藏的异样眼光，都会给这些突然与过往生活告别的残障人士带来负担。

　　当亲人真正尊重并理解他们在新身份下作为独立个体的需求，残障人士才能真正走向康复。

　　然而，最核心的是，残障人士如何正视并接受自己的新身份。 "为什么是我？悲剧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当一个人突然变为主流之外的“残疾人”，最初的反应通常是无法接受。在一加一的训练营，引导师们会营造特别的“氛围”来帮助他们接受身份的转变。

　　时任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候选人的吴迪曾经在一加一进行了五个月的观察和实践，她将训练营中真实发生一幕记录到了她的论文当中：训练营的心理治疗师，每天晚上开办心理沙龙。一天，这名心理治疗师发起了一项“游戏”，要求参与者完成一项简单的任务——每次对话都会以下列句子做开头： “嗨，我是一个盲人……”

　　参与者一个接一个地以这句话做起始展开对话，最后均以面覆泪水结束。

　　活动结束，吴迪看到一名学员回到酒店后，敞开着酒店房门痛哭失声：“我现在是瞎子了！我现在是瞎子了！”

　　这名学员在失明前是一位中学教师。几天后，她在训练营的闭幕式上发言。“三天前，我以为自己很正常，我和你们十三个人不一样，我拒绝承认自己是盲人或残疾人，我买了一根盲杖，却连包装都没拆开，”她说，“我认为我只是病倒了，等我好了一切就都好了，我没法大声说出事实，但两天前，我说出来了，我哭得泣不成声。今天，我站在这里，作为一个盲人，我告别过去，向未来挥手，这次训练营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接受了盲人的身份。”

　　“如果不沉浸在一个同伴社群中，承认自己的盲人身份将是不可想象的。消除残疾歧视，需要努力和共同治愈。”吴迪在她的论文中写道。

　　眼下，傅高山和他的同事们仍从不同切口找寻机会，推动残障者融入科技生活，或者说，在科技发展中获得更高的生活质量。在最近的一次开发者相关活动中，他们提到正在发起一个科技助残主题的融合加速器，从创业者有想法的早期阶段就能介入辅导，让残障者的需求得到正视和满足。

“技术是平权的、普惠的，它可以弥补身体上的差异，对于残障者来说，这是从0到1的跨越。”傅高山说。